察合台死后120多年的中央亚细亚，概括起来为权力争夺的时期。其间有属于其后裔的30多人在互相弑逆废黜中登上王位。1321年左右，包括东西两突厥斯坦在内的察合台汗国领土及1310年顷灭亡的窝阔台汗领土的大部分都统属于一个君主的治下。其后分裂为西部即伊斯兰教史家所说的河中地（Mavara-un-nahr，也即Transoxiana）和东部蒙兀尔斯坦（Moghulistan，或称“察台”Jata）两部分，各立有君主。河中地以外的察合台朝的领土为包括天山南北在内的、称为蒙兀尔斯坦或察台的地方。在这种频仍的王位争夺亦即不断的内乱中，占居民大部分的突厥人常被驱使参加各种斗争，而他们辛苦建筑起来的繁荣城市，则为战乱所掠夺破坏。尤其是分裂后的西部即河中地的情况很惨，在约50年间有15人相继立为君主。在这些君主中有的已皈依伊斯兰教，例如分裂前1308年顷即位、并以布教为己任的塔立克（Talik）汗，以及因轻视蒙古族视为神圣的成吉思汗遗法和重视圣典《可兰经》而遭非难的塔尔马西林（Tarmashirin，约1321—1334年顷在位）等。但这种个别统治者的改宗对改变上述情况并未能有什么贡献。蒙古占据中亚后的这种形势延缓了突厥文化的发展。
分裂后50年间持续在河中地的混乱局面，由于有名的帖木尔崛起而会终。不仅如此，其势力远远超过察合台朝一统的时期，出现了中亚史上未曾有过的辉煌时代。过去百余年间未得发芽之文化，同春天之草木一样，很快地开出灿烂的突厥之花来。初次植根于阿尔泰山谷中之花，能够初次开放，实有赖于“跛子”帖木儿。
帖木儿系统出自蒙古的巴尔拉斯（Berlas）氏族，起自何时却不得而知。但至迟在其父时已领有萨马尔罕南的竭石（Kesh）地方。帖木儿生于此城，育成于这个早已脱掉蒙古外壳的突厥文化之中。象英雄通常所有的那样，帖木儿的道路也决不是平坦的。但他战胜了这些困难，于1370年领有了河中地带。由于萨马尔罕不久以前是察合台朝的名城，帖木儿也奠都于此。并且以后整个一生都努力于这个他所喜爱的城市的经营．成长于战乱中的帖木儿在读写方面，除突厥语、蒙古语外，尚通波斯语，好读战史传记之类的书，也喜欢听医学家、天文家、法律家的谈论[1]。其信仰当然是伊斯兰教，以圣僧之祈祷来开启胜利，这是他最热烈的愿望。具有这种教养和信仰之人，靠着其天赋的武勇和机智完成了统一大业，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文运的开发．他让内外技术工艺家在萨马尔罕修建了王宫、寺院，设立了学校，修筑了运河，使曾目睛过此城破坏情况的人为之惊叹不已。诸种文化设施的实行、宗教上新的僧团的产生、学突厥文学的兴盛，都开始于这一时期。
前面虽谈过11世纪下半期尤素甫的《福乐智慧》曾揭开了突厥文学的序幕，但之后沉寂了300年之久，现在由帖木儿再次揭开了。所谓《帖木儿自传》（Tuzak-i Timuri）和其法制或认为是写给其子孙的传记 Tuzukat-i Timuri等，都是用所谓察合台突厥语即察合台朝领地内的突厥语写成的。1424年夏拉夫丁（Scherefuddin）受帖木儿孙子依不拉音苏丹（Ibrahim Sultan）之命用波斯语所写的帖木儿传《胜利书》（Zafarnama），就是以前记《帖木儿自传》为蓝本写成的。这样，在帖木儿时代，从来作为书面语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外，又出现了用突厥语写的作品。这一点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扬引人注目。帖木儿本人虽为蒙古族系出身，但如前所述，他和其属下都早已突厥化，是成长在突厥文化中的人，认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我们知道，帖木儿很羡慕他祖先成吉思汗的伟业，并以恢复其大业为己任．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完成伟大经略后，他毅然废除长期以波斯语著述的习惯（虽然他也通此语），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学。这都是民族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发扬，值得重视。由于帖木儿所持的态度和方针，该王朝时代遂成为察合台文学的鼎盛时期。如据有赫拉特、在平定帖木儿死后爆发的内乱后统治全域的其爱子沙合鲁（Shah-Rukh），除波斯语外，擅长突厥诗，他写给其爱妃的抒情诗，现在尚残存在赫拉特人的故事中。再有其孙阿赫买德·米尔札（Ahmed Mirza）和伊斯坎德尔（Iskamdar）留有现仍为人赞赏的诗集。再有如沙合鲁之子巴依松古尔（Baisanghur），除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外，也以诗人知名。在这方面特别有名的是巴布尔（Babur），他的自传《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a）实为察合台文学的范例。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帖木儿家族中有名的作家。此外，在其周围尚有许多学者、名人以及他们所写的许多著作。总之，察合台突厥文学在帖木儿时兴起，并大体继续发展于整个帖木儿王朝时期。
在帖水儿王朝时期，不独发展了突厥文学，实际上从萨马尔罕、布哈拉开始，当时各地伊斯兰教徒学者、文学家人才辈出，他们主要是以阿拉伯语撰述作品，开创了以后伊斯兰文学昌盛的时代。这些都应视为该突厥王朝对文化史上的贡献。另外，对突厥文学的重新兴盛，民族意识的发扬，这个王朝更具有极大的意义。
促使文学兴盛的这一王朝也致力于美术工艺方面的创作。首都萨马尔罕及布哈拉、赫拉特等许多城市都以其绚丽的装饰使当时内外人士为之倾倒。其残迹保存到现在的也不少。所谓“成吉思汗破坏，帖木儿建设”，应视为适当的评语。
还应提到沙合鲁之长子兀鲁伯（Uluγbeg）的功绩。使萨马尔罕作为中亚明灯的功绩应归功于他的活动。兀鲁伯曾代表其父沙合鲁治理该地40年。萨马尔罕新建了许多宫殿、寺院、会堂、学校，其壮观与华丽曾使巴布尔为之惊叹不已。在他统治下，突厥、阿拉伯、波斯文学十分繁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天文学上的功绩。他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喜欢从事天体观察。1428年始他在Kohik山上建设了著名的天文台，引起各方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在1437年完成了有名的兀鲁伯天文表。这是伊斯兰教徒编纂的这类著作中最精确的[2]，总之，兀鲁伯一代是整个帖木儿王朝文运的极盛时代。当时河中地的人民以萨马尔罕为中心，创造了光辉的文明。
这里再谈谈此时期的交通贸易情况。继粟特人之后居住在萨马尔罕一带的萨尔特人（Sart）（见十一章）长于经商，在各种恶劣条件下，他们仍从事于东西诸方的贸易。随着帖木儿势力的扩大，交通、治安条件之改善，他们的贸易也愈加发展。对东方代蒙古王朝而起的明朝，帖木儿早在洪武20年（1387年）就以通好的形式派去官家的贡使商队，到洪武28年几乎每年不断。此外，私人商队也不少。如洪武21年明大将兰玉东征捕鱼儿海（Buyur nor）时，捕获有经商来到那里的萨马尔罕商人数百人，后送回本国[3]，就是一例。对帖木儿派遣贡使，明朝也曾派出官方的报聘使臣。就是在官方的贡使、报聘使臣未有往来的时代，中国商人与萨尔特人之东来相对应，曾私自到萨马尔罕从事贸易。例如在与西域交涉比较少的宋代，萨马尔罕城的东门被称做“中国（Sina）门”，每年春季中国商人满载物品，络绎不绝地从此门进人。这一点在上述的1069年写成的《福乐智慧》中有明确记载，这种情况到了帖木儿时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但1396年（洪武29年）以后到1405年（永乐3年）帖木儿死时止，帖木儿停止了向明朝派遣贡使。这是因为此间帖木儿正从事于西方的征伐，并计划远征明朝，所以中断了从来的友好关系。帖木儿死后第二年即永乐5年（1407年），在萨马尔罕自主的其孙哈里勒（Khalil），送还了被其祖父扣留的明朝使臣，再打开中断了10多年的向明入贡的关系。以后在整个兀鲁伯时代，萨马尔罕与明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保持下去，而且在其父沙合鲁所领的赫拉特以及其它帖木儿朝诸王统治下的重要地方，也同样保持了这种关系。朗以外，尚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商品集于当时的萨马尔罕，这从1404年西班牙Kastir王亨利三世派到那里的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留下的旅行记可知。旅行记中一节记有“每年从中国（Cathay）、印度、鞑靼（Tatal）各地运来此城的商品极多。由于没有整理出卖的场所，王（帖木儿）下令修筑备有商店的街道，这些街道从城市的一端通到另一端，街道甚宽，上遮以圆盖屋顶，为了让光线进入，隔一段距离置有窗户”[4]。克拉维约在萨马尔罕曾碰到驮有800头骆驼的商品（这些商品中主要有绢、缎（sctln）、麝香、rubi、钻石（davamondo）、珍珠、大黄等）的明使，他们在当年六月到达萨马尔汗[5]。另外服务于帖木儿军中的巴伐利亚的约翰·施尔特别尔格（John Schirtberger）[6]在其纪行中也谈到他同样碰到过这个使节队，说他们有400匹马。所传虽不一致，但从中可知一个商队一次输入的商品是不少的。在帖木儿王朝时期，萨马尔罕由于王朝的势力和萨尔特人传统的商业贸易，成为各方商品的集合地，显示了从未有过的繁盛。
然而这种情况随同1448年沙合鲁之死而为之一变，中央亚细亚又回到内争与外患中。之后帖木儿后裔尚君临此地达半世纪之久。其间也曾有时恢复过旧状，但随着王朝的没落和不统一，文化也遭到了蹂躏。通而观之，帖木儿王朝的出现，使中央亚细亚最主要的地方免受游牧人的破坏，完成了它建设有秩序的社会、发扬突厥文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