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末到10世纪，粟特和花刺子模在萨曼尼朝统治时代，首都布哈拉的繁荣在领主伊斯玛伊勒（Ismail）治下达到了极点，成为东方伊斯兰文明的中心。上面（后编第四章）谈到以楚河畔的巴拉萨衮为根据地的突厥族酋长萨土克·布格拉汗于10世纪下半期率20万帐皈依伊斯兰教（该事件即发生在萨曼尼朝统治时）。这表明伴随其势力的发展伊斯兰教在东方进出的情况。依唐初玄奘三藏目睹的情况，原来此地的突厥族大概主要信仰拜火教。这时由于受到来自当时粟特地方的影响，才有这种大批改宗的事。
10世纪末顷起，萨曼尼朝衰微，在内部纷争的情况下，领土内的突厥族逐渐得势，自称君主。到了该世纪的最后年代，布格拉汗的后嗣伊列克（Ilik）汗遂进入布哈拉取代萨曼尼朝。这个王朝的势力达到天山南路的西部大概从这时开始。据伊斯兰教史家的记载[1]，1043年有巴拉萨衷和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即汉代的疏勒）附近突厥族一万帐皈依伊斯兰教。这应是领有粟特地区的布格拉汗朝即黑汗王朝发展其势力于天山南路西部的结果。到该世纪末，喀什噶尔向的叶尔羌（汉代以后称莎车）也传入了伊斯兰教。这从当地新出土的文书可以得到证明。该文书[2]为伯希和所获，内为写有1096年日期的关于当地突厥人买卖土地的内容，当事人要在伊斯兰教徒官员面前宣誓。用语为阿拉伯语，书式为伊斯兰教徒中间流行的普通形式，署名混用阿拉伯字和回鹘宇。这说明对不会写阿拉用文字的人允许使用回鹘字．伊斯兰教传播以前流行于天山南路突厥人中的这种文书的用语为突厥语，书式全模仿唐时的形式。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才有上述这种变化。
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的传播，象其它宗教例如摩尼教传播的情况一样，不单对他们的信仰，也对其一般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伊斯兰教徒都要直接学习阿拉伯文圣典，随着伊斯兰教信仰的盛行，阿拉伯文字和语言也在教徒中得到迅速的传播。从而在阅读圣典以外的用同样语言写的书籍并获得各种知识的同时，也为用突厥语阿拉伯宇母撰写著作开辟了道路。著名的《福乐智慧》（Qudatγu Bilig）的发现就是这个势头的开端，为当地突厥文学兴盛揭开了序幕。此书为巴拉萨衮人尤素甫Yusuf于1069年在喀什噶尔写成，是献给哈拉布格拉汗的。依现存维也纳写本，全书由73章组成，用当时该地流行的突厥语韵文以阿拉伯字写成。尚有用回鹘字书写的抄本。这是为不懂阿拉伯字的人专用回鹘抄写的。其内容为从伊斯兰道德立场，说教处世之道，把正义、幸福、智慧、知足四者人格化，用这四个人的问答形式来布上正确之道。著者说此书主要是为王者写的，但也适用于民众。著者又说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写成的这等著作很多，但用突厥语写成的这是第一次，突厥人对此书能用突厥语写成，会感到惊叹。在当时当地伊斯兰教徒间所谓书籍，一般只知为波斯语、阿拉伯语的，现在看到有用阿拉怕文字拼写自己语言的大部头著作当然要感到惊异和得意了。应当承认，在当地突厥族的文化发达上，信奉伊斯兰教当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突厥族伊斯兰教徒文运进步的开始阶段，尚有与《福乐智慧》几同时编写的用阿拉伯语解释的《突厥语大词典》[3]，但文化一般水平的提高不是很容易的，突厥文学引人注目的发展尚有待三百年以后。两河地方由于突厥族的侵占，粟特人遭到毁灭的命运。古粟特文明到了11世纪中期也和其语言一起差不多已消亡，代之而起的为在当地得到发展的同属伊斯兰语的波斯语。由于宗教上的关系，阿拉伯语当然占有优势。但阿拉伯语属于闪（米特）语系，与伊兰民族的语言不同。当伊斯兰教徒征服波斯后，东方伊兰民族在各种事情上总是与巴格达教主的政教合一政权发生捭阖，他们在语言和一般文化上仍顽强地执着于固有的传统。在从来通行于中亚到东亚的粟特语灭亡后，代之而起的波斯语直到突厥文字兴盛时为止，一直保持着这种状况。蒙古时代波斯语成了中亚及其以东的国际语。
蒙古领有中央亚细亚是西域史上的大事件。从文化方面来看，无疑是阻碍了其前进的步伐，但也来产生什么大的变化。蒙古原为崛起于漠北的小部族，文化发达程度与附近的部族相同，到底尚未离开未开化的状态。随同其势力的发展，诸种制度也渐次具备。要之，在开始时不外是采用契丹、女真、回鹘等先进部族的东西，其中尤以受回鹘文化影响最多。蒙古袭用回鹘文字就是一个证明。认为蒙古族的活动有如恶魔之猖撅，所到之处破坏了所有文化的说法不见得妥当。蒙古人的一贯方针是，对进行抵抗的虽实行彻底的破破和杀戮，但对不抵抗的则让其保持原样。蒙古族自己没有高度文化，所以很注意吸收所有文明的优点。在占有中亚后，即使未对其文化的发展有过贡献，但也未故意阻止其发展。所以中亚文化在蒙古族占有该地后，仍缓慢地有所发展。事实上伊斯兰教并未受到蒙古政权的任何迫害，而是和其它宗教一样享有信教和宣传的自由，其教徒也得到蒙古之任用，未受任何限制。成吉思汗西征时在花刺子模首都得到提拔、以后服务于几代蒙古可汗的、在理财上建立功劳的牙刺瓦赤、马思忽惕父子两人，以及其它受到蒙古朝廷重用的伊斯兰教徒是很多的。在蒙古政权初期被任命掌管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地方民政的有名的Jumilat-ulmulk，不言而喻也是伊斯兰教徒。他当时在那里建有许多伊斯兰教寺院和学校，蒙古人对此种事业未加任何压迫，从而此时伊斯兰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不仅几乎扩及到全部突厥人中，在新来中亚的蒙古族中也有改宗者，并给其广泛进出东亚创造了条件。
如前所述，蒙古经略中亚以后，当地主要为察合台汗国所领外但早已定居于东西突厥斯坦的突厥人并没有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人种、文化上马上蒙古化。这是因为两者的生活方式不同。蒙古人虽领有这些地方，但并未与突厥人一起过城郭生活，而是在城邑附近过着传统的帐幕生活，并以轻蔑的目光对城邑之民进行监视。习惯于放浪形迹于大自然中的蒙古人不习惯城市生活。察合台汗本人住在伊犁河上游，今伊宁（Qulja）附近的水草地带，而不是住在重要城市萨马尔罕和布哈拉内。察合台汗及其部下最喜欢的仍是过帐幕生活或与其近似的生活。元世祖忽必烈定都于大都（今之北京）过宫殿荣华生活，以致招到其北方宗族说是忘掉蒙古习俗的非难，世祖特在大都设帐幕供宴饮安居。总之，开始时蒙古人与突厥族中的定居部族过着相互隔离的生活，从而突厥族在原来文化、人种上未受到大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开始时的暂时现象。大多数蒙古人在其势盛时似保持同样的状况。与帐幕生活有关的如斡耳朵（Ordu）、阿乌尔（Aul）等词语在论及其后的中亚蒙古族历史时仍不断出现。但因非集团的比较少的人，首先是蒙古族中属于上层阶级的逐渐转入城郭生活，以及因需要转入城郭生活的渐渐增加，随之在人种文化上也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比起蒙古族影响突厥族来，不如说突厥族对蒙古族的影响更大。就是说，这些蒙古族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先是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不久又学会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或娶突厥女子为妻，生下混血儿。随着这种人的增多，最后只剩下族姓的空名了。但这种情况需要相当的岁月，不是马上可以出现的。
总之，伊斯兰教先在据有中亚西部、中部的突厥人中传播，逐渐波及于其中的大部分，并对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比起过去佛教和摩尼教对一部分西突厥和回鹘部族文化影响来，伊斯兰教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看不到这一点，就理解不了以后突厥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