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时期回鹘部族从漠北西迁据有中央亚细亚，改变了该地长期持续的人种分布图，同时，也是这些地方文化史上的一大转变前。
前面论述的西方文化之源与传到这里的东方汉文化之源交相融合，结果在这里的文化原野上开放了前所未见的变种之花。在论述这方面的情况之前，先略述地们在外蒙古时的文化。
一般说来，住在漠北的游牧民的文化比较低。进入记录时代以来，由于不断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要受到后者发达文化的影响。这种状况不是到了记录时代突然出现的，而从遥远的时代起大约也是这样。但他们接触的不单是中国的文化，如近代考古学者发掘和研究所表明的，在属于该时代以前的人种、或虽属于这以后但没有记载的北方人种遗物中，也有不少属于西方系统的文化色彩。在他们属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文化中，被认为带有这两个系统的东西也应是继承了这种情况。据中国记录，虽知道有沿天山山脉地方通向阿尔泰的商路，但上溯不到唐以前。这一交通路线从史籍中所记各种事情来看，无疑在汉代就已开通，从而也应上溯到这以前。有组织的商队，循着骑马民族往来之通道，以开拓商路，是自然的事情。而古来据有漠北的民族常从事中亚之经略（与后世突厥和回鹘情况一样），这说明自方以来两者之间应存在着交通关系。另外，通过更北方的西伯利亚的往来道路，因无记录可考，只能有待于考古学的进一步研究。隋唐时粟特地方的人曾广泛出入于漠北的突厥族和黠戛斯部族中，活动于各个方面，这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承继以前的清况。天宝初统一漠北的回鹘部中，象以前的突厥情况一样，许多粟特人进出很活跃。唐代史乘中屡屡和回鹘部一起提到的九姓胡就是这种人。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唐与回鹘的关系更加密切，回鹘人往来于唐或留下居住的多了起来，同的唐人入回鹘地区的也很多，从而唐文化给予回鹘之影响也愈加显著。同时居住在唐的西方摩尼教僧侣以“安史之乱”为契机，随同回鹘进入其国，摩尼教也大大流行于回鹘人中间[1]。随之，粟特一般文化也配合这种新的形势，给予回鹘社会以影响。作为唐与粟特两种文化给予回鹘以影响的象征之一是为回鹘保义可汗之纪功碑。此可汗于9世纪初（即808—821年间）在位，该纪功碑残存在今外蒙古鄂尔浑河左岸哈喇巴勒哈逊之废墟，为1890年芬兰的海凯勒（Heikel）氏在该地旅行时发现，翌年传入学术界。之后，于1895年由俄国拉德洛夫重新提示给学术界。后经诸家研究，知道此碑用回鹘语、粟特语及汉语三种语言写成，其中以汉文部分[2]最清楚。此碑用三种文字书写甚堪注意。一面的回鹘语用突厥时代就巳在该地流行的所谓突厥文（或称叶尼塞文）书写，反面用汉字汉语及粟特字粟特语各写半面，余下写于碑之两侧。突厥字就是已为前代突厥人使用的文字（源于西方的阿拉美文字，通过中亚传人叶尼塞地方的突厥人，渐次及于东方）。当时所谓回鹘文字，即把粟特字稍加变化的文字，回鹘人尚未使用。这个碑用三种文字和语言写成，除表明他们本来的文化外，尚表明了在当时当地有势力的汉文化和粟特文化。在突厥时代的几个碑文中虽已见到粟特人对突厥政治的影响，但尚无用粟特语书写的碑文（耿按：近年发现了用粟特语文书写的属干突厥汗国时期的碑文）。突厥文之外的文字的使用只有汉文。回鹘时代使用粟特文等三体碑文之出现，说明粟特人的势力当时不仅在政治上，也在宗教上深入回鹘社会，对其文化发生了影响。这样本来同时在接受中原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漠北地方，到了回鹘时代，促使两种文化的合成作用变得显著起来，遂有这样碑文的出现。这种碑就其性质和形式来说，不言而喻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其上所刻非文字之雕刻也是如此。这样后面将谈到的东西文化合成的现象早在漠北荒野里的碑石上就已表现出来了。
处于这种文化状态中的回鹘部族，到了晚唐时代迁往西方，进而从高昌向诸方发展其势力，取代原来之居民而占有该地。于是从来固执于西方系文化、对东方文化缺乏感受性的西域文化随同居民之改变，也表现出了摄取两种文化的新的合成状态。现就他们新信奉的佛教谈谈这种情况。
如前所述，回鹘人在外蒙古时已皈依摩尼教。西迁后仍维待这种尔仰。10世纪初，当咸海之南的地方呼拉珊领主迫害摩尼教徒时，他们决然提出抗议来保护其同教人[3]。其间他们渐渐受到佛教的感化，遂有不少人改宗佛教。这一点到宋初从文献记载上也可确定。回鹘人西迁后不久就似有这种改宗者。在当地出土的、普通称为回鹘语佛典中，可看到有唐末翻译的东西。在这些佛典中，有回鹘人西迁以前由住在那里的信仰佛教的突厥族（即令不多）——其中可能混居有回鹘人——译为突厥语的。但由于出土时混在一起，加之突厥与回鹘语言几乎一样，无法区别，文字又是用后来被称为回鹘字的字体书写的居多，所以都一概称之为回鹘佛典。但这是很不正确的称呼。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回鹘佛典译出之前，已有在语言上和文字上毫无区别的突厥佛典。如上面后篇第四章论佛教经典谈到其题跋的突厥语佛典即属于这一类。另外，也有谈到译为回鹘语的题跋的[4]，以及虽无题跋，但有其它可认为是回鹘语证据的佛典。也有许多很难区别是突厥抑或是回鹘的东西。在这里所谓回鹘语佛典中有属于回鹘西迁以前的，也有属于西迁后不久由摩尼教皈依佛教的，这从新出土的资料中可以找到证明。
关于回鹘佛教出于什么系统的问题，现知其佛典中有象突厥佛典一样出自西方原典的，有译自藏文的，也有许多译自汉文的。中国撰写的伪经之类也有译为回鹘语广为流传刊布的[5]。特别应注意的是，有名的玄奘三藏的传记《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出现了译本[6]。这表明这时已无人认得自古代起在该地流传的吐火罗语和于阗语佛典了。还说明回鹘佛典的特点及其佛教系统是广泛取自东西两方。
这种在回鹘人所通行的出自诸方系统的回鹘文化，并不只限于佛教。其它的例子有：多半是与摩尼教的传播一起传来的珍贵的《伊索寓言》[7]一节的翻译，从而知道这种文学也在回鹘人中流传过。再有，关于日常生活的占卜，也是使用东西两个系统的方法：一方面从基督教《圣经》中随便地选出一些文句，以此来占卜吉凶涡福；另外也输入了中国易卜的知识。这从两者都译成回鹘文的出土书籍可看出[8]。这方面还有许多其它的例子，这里不一一列举。
总之，在新转入、定居生活的所谓回鹘文化的处女地上播下的所有种子都得到了发育生长。在这些不同文化之间，随着时间之推移，自然产生了融合混成之势。这种融合混成就是回鹘文化的特征。在此以前的时代，西域人和汉人各保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未能表现出明显的融合。现回鹘人则不问文化的系统种类，广泛予以摄取，这些东西在其社会中渐次混合，于是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这一点不是不可思议的。过去西域已经发生、但尚不明显的东西文明的混合和合成，由于那里的西域人和汉人各固守自己的文化而未能形成，但到了没有这种偏见、处于较低级文化状态中的口鹘人据有该地后，这就成了不可避免之势了。换言之，西域地方这种合成式文化的产生是伴同回鹘人占有该地而产生的必然现象，现举一二例子来说明这种合成情况。
回鹘人西迁后不久就从摩尼教改宗佛教，他们在这种改宗中把摩尼教的思想带入佛教中，从而使人可看到这种混和合成之迹。如回鹘佛教中用摩尼教诸神之名来称诸天和恶魔之名，如梵天（Brahma）称Ǎzrua，帝释（Indra）称Khormuzta等。Ǎzrua是伊兰神Zerwan之音转，Khormuzta是Ormuzd之音转。管恶魔的称做Šamnu，也同样来自摩尼教。人们可能认为这只不过是名称之转用，但我们不能忽略至少在转用之当时，在摩尼教与佛教之间已有某种脉络相通了。换言之，这里可看到一种神佛同体思想的存在。之后，这些名称也同样用于蒙古佛教，这不外是回鹘佛教对蒙古的影响而已。
再有一例，可从当地回鹘摩尼教徒中使用的一种历书看到。这种历用粟特语写成，每日同时记有粟特、中国、突厥三种名称，即每日上先记粟特语的七曜日的名称，次记相应的中国的天干即甲乙丙丁等音，其次配以鼠、牛、虎、兔等突厥人记日用的十二兽名，再在其上译中国的五行名称即木、火、士、金、水为粟特语，隔二日用红字记之。这种历虽为当地使用粟特语的摩尼教徒所用，但可看出这里三种文明合成的情况，也很好地代表了当地当时文化的性质。
同样的倾向也可在他们留下的美术品中清楚地看出。上面谈到唐代因有许多汉人出入西域，逐渐产生了融合了唐与西域两种画风的艺术。这种情况到了回鹘时代表现的更加明显。在有回鹘语题词和回鹘文的壁画、藻井画、乃至无疑是画在纸、布上的当时绘画中，可清楚看到许多这种合成之迹。学者们中针对这一特征用回鹘式这一名称来称这一新时期的画。
以上简略说明了回鹘文化合成之特征。作为合成的要素，是东方即中国文明为主抑或属于西方系统的为主，这要由其种类、时代和场所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认为回鹘文化主要是属于西方文化[9]，这是极其肤浅的意见，不足为据。
[1] 依后面谈到的回鹘保义可汗纪功碑的汉文记事，安史之乱时入援唐朝的牟羽可许曾携二教徒即摩尼教之僧侣自唐返回回鹘，遂使该教流传于回鹘中。
[2] 此碑之汉文部分很重要，有Vasilieve，Schlegel，Devéria诸氏之诠释，但错误很多。其中关于摩尼教的记事经沙畹、伯希和两氏之研究，已作了正确解释（见二氏前引书，第177—199页）。
[3] Reineud，Grogrephie d’Aboulfeda（《阿布勒费达地理书》），Tom，I．Introdwetion，P.CCCLXI。
[4] Radloff，Kuan-ši-im Pusar（《观世音菩萨》），P.27， P.47。勒柯克：《高昌发现的摩尼教书残卷》，载《汤姆森纪念论文集》。
[5] 例如所谓《天地八阳神咒经》伪经的翻译（拙稿《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东洋学报》，第五卷，第一、二号）曾十分流行。这从各国探险队从各地发现蒐集的东西中可看出。
[6] Gabain：《玄奘传回鹘文译本》，载《德国科学院纪要》，1935年，VII；1938年，XXIX。
[7] Le Cog：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l（《高昌出土突厥语摩尼教文献》），III，第33页。
[8] （《西域文明史慨沦》），第168—170页。
[9] Le Cog，《新疆文化的宝藏》，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