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特利亚所开创的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由于受到阿赫买尼德朝的保护，在伊兰民族中获得迅速传播，从其圣典《赞德—阿维斯塔》（Zend Avesta）中记有Sogdiana、Malgiana、Bactria、Hirkania、费尔干等为其教徒住地来看，从很古时起该教就已传播于妫水以北地方的伊兰民族间。关于此教圣典中的纪事和时代及事实之真伪，要批判研究的尚多，意见也不一致。但从各种事情来看，此教开创后不久，应已传到粟特地方。关于其后发展的情况，由于当地文献一般已湮灭不传，几乎不能得知。在伊斯兰教徒侵入留有诸种记录以前，我们只能从零碎的中国史书里散见的记载中推知外，无别它法。
在中国史料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始于5世纪中期。可能是根据当时南北朝时奉北魏的使命出使西方的董琬、高明等的见闻材料记述的《魏书·西域传·康国条》中说，决定居民刑罚的法律置于祆教祠中，断罪时据此裁定之。所谓祆[1]指琐罗亚斯德教，祭祀天神火神，是中国唐初为表示这种教新制的字，当时该地虽也行佛教，从这种依据置于祆祠中的法律断决居民罪行的情况来看，一般应都信此教，并流行依神意断罪的风习。之后据628年（？）访问该地的玄奘三藏所说[2]，当时佛教信仰已衰落，只行拜火教。之后约经过百年，游历同一地方的慧超[3]也说萨马尔罕附近诸国都信祆教。伊斯兰教徒侵入时，布哈拉及粟特诸城市也都奉此教。这从伊斯兰教诸种记录中可看出。再有，7世纪[4]的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的货币上铸有戴冠的像和燃着圣火的祭坛，也说明当地信仰拜火教，与中国史料所记一致。这种冠称为tadj，因为拜火教徒所用，所以称其教徒为Tadjik。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由于两者混淆不好分，也用此名称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传到中国遂用大食、大石（即Tadjik）等字称阿拉伯人。
这样，从此教开创以来到伊斯兰教流行时为止，持续流行在粟特地区，但未成为国教，因此，未妨碍佛教、摩尼教、基督教的信仰。它与当地的政权没有任何联系，而和波斯的政教两权合一不同。这可能和异族屡屡入侵掌握了当地主权以及大商人辈出占有贵族地位有关，所以未能象在波斯一样发展成为国教。
关于此种宗教如何从粟特地区传人东部或东北部中央亚细亚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国的记录。据中国史书记载，占据该地的嚈哒族信奉这种宗教[5]。此外，南北朝魏时此教也行于天山南路之焉耆、高昌地方[6]，并在魏到齐、周时传入中国[7]。大概为东来的粟特人传入，中国出于怀柔政策之需要，才予以保护。以后关于此教流行情况的记载逐渐增多。到唐代从疏勒、于阗、伊吾（即今哈密）、敦煌附近直到长安、洛阳，都建有其神祠[8]。
阿育王时代佛教广泛传播于印度内外，这是佛典中所说的有名事件。此外，确实的史料中关于佛教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北流行的最初痕迹，为公元前一世纪中期成书的Alexander polyhistor纪事[9]中谈到有居住在当时大夏的沙门（Şamane）。这个词就是前述龟兹语西域文书中所见的Şmāne，吐火罗语和粟特语中的šaman。这一点证明这时已有佛教沙门住在大夏。关于佛教何时传入粟特地区的问题，虽不能判明，但应在摩尼教传入当地的270年以前（详见下）．这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也可确定。在这个时代以前来中国传播佛教的人中，有康居的僧人康巨（或臣）、康孟祥、康僧铠等。他们都是2世纪末到3世纪中叶期间活动于汉魏佛教界的人物。从在此以前已有安息国太子、著名的佛僧安世高于2世纪中叶（后汉桓帝时）来中国从事译经工作，以及其后该国僧侣相继东来这些情况看，其东邻粟特也应同样早已传入佛教。他们三人在其本国修行佛道，乘当时佛教东传的风潮来到中国。当时中国史书中的所谓康居包括粟特地区，被称作康居人的中间也有粟特人。所以这些康居名僧与其说是过游牧生活的纯粹康居人，还不如认为是隶属于他们的粟特人更为合适。
总之，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已有关于大夏流行佛教的记载。在粟特地区虽然到了公元2世纪末才首次见到那里流行佛教的记载，但实际上应如安息一样要更早些。那里从南北朝到隋代明显信奉佛教，到7世纪初才衰落，这从前述之玄奘传中也可看出。
至于佛教何时起流行于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尚无确证。但从3世纪中期有龟兹人白延来魏从事佛典的汉译工作，北魏朱士行到于阗求大乘佛典以及汉译最古佛典中有龟兹语音译或义译的词来看[10]，应在这些汉译佛典之前，即公元2世纪以前那里就已经流行佛教了。在西方文明的东传中，在传入中国之前先传入西域，除极特殊的场合外，一般应认为是自然的事（不仅是限于佛教的传播）。除龟兹、于阗以外，疏勒、焉耆以及该地区内许多地方都流行佛教来看，再加上其它证据，应认为那里的人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普遍信奉佛教了。
这样，从古代就流行在天山南路西域地方的佛教一直持续到后来伊斯兰教的传入。大致说来，沿北道诸地行小乘教，沿南道诸地行大乘教。那里出了许多佛教界著名的人物，其中有东方佛教界最有名的人物龟兹人鸠摩罗什三藏。
摩尼教为生于波斯萨珊王朝初期的摩尼（生于240年左右）所创立，它是以古代巴比伦宗教为基础，参酌了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等教义而开创的新宗教，是彻底的二元教。一时曾得到王朝的承认，在宫庭内也有信徒。但不久被琐罗亚斯德教认为是异端而加以禁绝，教祖摩尼于275年顷（依西域文书[11]为273年）被处磔刑，经典被烧毁。据说，摩尼在世时一弟子被派到东方在斯基泰民族中传教，但不知是否确实。摩尼死后教徒受迫害，多东逃移居于妫水（Oxus）彼岸。摩尼教进入那里应与教徒为了逃避迫害移住有关。摩尼教徒的移住不仅限于粟特地区诸城市，他们并越过药杀水到达楚河一带。于是首次把伊兰文化移植到那里[12]。总之，以后花刺子模和粟特就成了摩尼教的根据地。古来流行拜火教的这一地方后来有佛教传入．这时摩尼教也传来，并相互存在。伊斯兰教徒侵入后摩尼教在当地尚长期维持其命脉，被认为是其一派的Mazdakizm（信仰上信奉共产主义、实行共有妇女的一派）曾在布哈拉掀起叛乱，780年左右伊斯兰教军以巨大的牺牲方才加以平定[13]。到10世纪初期萨马尔罕还有五百多摩尼教徒居住[14]。
摩尼教从楚河更东渐传入天山南路之西域，应在中国的则天武后延载元年（694年）以前。据敦煌出土的一件文书，在此数年前罗布泊的石城镇的首领为萨马尔罕出身的摩尼教僧侣[15]。此教传入唐朝后，更传入与唐有密切关系的回鹘，并获得居住在今外蒙古的该部人的热心信仰，其僧侣则参与国政的指导。一般说，该地突厥族的原来宗教为所谓萨满教。虽有过佛教的宣传并曾为某个可汗信奉过，但终归与其勇武好战的精神不相容，未能流传。但禁止杀生很严厉的摩尼教竟能在他们中间取得势力，可说是一种怪事。在东方从事传播摩尼教的不仅有粟特人，也有吐火罗人。从建于鄂尔浑河畔回鹘首都哈喇巴勒哈逊（Kara Balgasun）的用汉语、粟特语和回鹘语书写的回鹘保义可汗纪功碑[16]中可看出，回鹘人中的摩尼僧多为粟特人。他们卒能在曾拒绝佛教的突厥人中获得成功，不能不归功于其聪敏。
回鹘部西迁夭山南路以前，该地区一部分地方已流行有摩尼教。说明这一点的除上述的材料以外，还有其它证据[17]．西迁后由于是回鹘信仰的中心，此教更广泛扩及于这一地区。10世纪时伊斯兰教史家[18]记载中的摩尼教徒Toghuzghuzz，即指西迁后的回鹘部族。
基督教传入粟特地方的情况虽不能确知，比起其它宗教来应属较后时期之事。诸书中虽早在5世纪初就见有谋夫（Merv）和赫拉特（Herat）置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Nestoriansm）司教之记载，但没有7世纪上半期以前在妫水以北地方任命僧官之记录[19]。此教任命各种僧官的文书和记录比较好地保存了下来，依此可大概知其布教的范围和时代。为此，基督教在粟特地方的流传应在7世纪前半期、萨珊朝灭亡之后。但在任命僧正或大僧正管理该地教区以前，那里应在某种程度上已有景教传播。因为证之于中国有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贞观9年（635年）此教已由大秦人阿罗本传入中国。从一般情况来看，当时粟特和其东方的西域地方也应已有流传。天山南路，尤其在高昌故地发现有叙利亚语、粟特语、中世波斯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福音书和教论、以及该地寺院的壁画等都说明景教在那里有所流行。可惜的是这些圣典和壁画的年代确定不了。有人认为这些经典中的一些种类用的是6世纪中期的字体[20]，这一点确实与否尚难证明。如果是这样，那就证明此教在传入唐朝以前，就已流行于高昌，并在那时已翻译成粟特语或已有用这种语言撰述之经典，从而给该教在中亚的流传史上增添光辉。敦煌出土的唐代汉文基督教经典中已有大概为粟特语音译的二、三个名词，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这里暂不讨论。
依伊斯兰教徒记录，9、10世纪顷在粟特与中国之间知道有三种主要的突厥族，即古兹（Ghuzz）、葛逻禄（Qarluq）和托古兹古兹（Toghuzghuz）。古兹一般认为与土尔克曼（Turkman）为同一部族。托古兹古兹即突厥碑文中之Taquzγuz，也即回鹘。著名的塞尔柱突厥（Seljuk-Türk）之始祖塞尔柱即为古兹部族出身。证明其于为基督教徒的是有名叫Michael的。又据13世纪作者卡兹维尼（Kazwīnī）之记载，该部族确为基督教徒[21]。葛逻禄部族与此教的关系不明，但知道在当时应属于其领地内的塔拉斯城设有基督教会[22]。在托古兹古兹领地内龟兹附近的拜城（Bai）也有基督教徒和其它宗教信徒一起居住[23]。之后黑汗王朝和西辽时代大概应保持同样的情况。篡夺西辽政权的乃蛮部（住在阿尔泰山东到接近蒙古根据地的部族）何时起信奉此教虽不得而知，但有名的法国鲁不鲁克在其旅行记[24]中说他们是景教徒。我们知道更靠东的蒙古的克烈部（Kerait）也为景教徒；其部酋长王汗被马可孛罗称之为Prester Johu，并因此而产生种种传说。除以上记录外，1886年以来在楚河谷的Pishpek，Tokmak等古寺院遗址发现许多景教徒之墓志[25]（见图四（2），）（最初在Chwolson发现206个，之后逐渐增到一千二、三百个[26]），多属蒙古时代，比较早的有西辽时代的，尚有相当于1095年，即属于黑汗王朝的。日本江上氏等目前正在进行内蒙地区蒙古时代基督教遗址遗物的发掘。
最后简单谈谈伊斯兰教即回教的传播情况。伊斯兰教的传入中亚不言而喻是伴同阿拉伯人入侵中亚而发生的。姑不论670年顷作为阿拉伯人首次越过乌浒河的侵入者而为人所周知的al-Hakam，就是40年后讨伐粟特、开始把伊斯兰教势力植于此地的屈底波（Kutayba）后，阿拉伯人只不过是作为军队的统率者和租税的征收者君临此地，并未亲自进行实际的统治。当时对信仰问题尚甚宽大，对改宗者当然是优待，但并不禁止其它宗教。对异教徒采取排挤的态度，是在8世纪半的阿拔斯朝时期。从这时起采用了波斯萨珊朝时代的政治组织，在其全部领上上奉伊斯兰教为国教。此后，在粟特屡次发生因信仰问题而引起的斗争和迫害。
关于此教传入更东部的西域的情况和时代尚不清楚。一般所知的是960年，有统治于楚河畔巴拉萨衮（Balasagun）的突厥族的萨土克·布格拉（Satoq Bughra）汗率20万帐部民改宗皈依伊斯兰教。在此以前进人粟特的突厥族应已成为伊斯兰教徒。在与粟特邻接的该地的同族人间也应渐渐有所流传。但布格拉汗之改宗无疑是件大的事情。许多学者认为这个王朝为回鹘部族所建（见前篇第十章）。11世纪下半期用突厥语写成的伊斯兰道德书即著名的《福乐智慧》一书，就是献给这个王朝的汗的。
喀什噶尔和其南部的莎车（Yarkend）等也于一千年代流行此教[27]。9世纪后半期从外蒙古西迁天山南路的回鹘部族，如前所述，曾为热心的摩尼教的信仰者。11世纪顷起他们似逐渐受此教之感化。中国因他们是伊斯兰教徒，所以称此教为回回教或回教。回回为回鹘之变形，回是其省略形式。这样伊斯兰教逐渐在中亚扩大其教网，遂成为流行全区的唯一宗教。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在结束本章时，再略淡一下流行中亚诸宗教的经典。关于这些宗教经典的知识全是上面谈到的西域探险之成果。在此以前关于这个问题几无所知。但目前尚无拜火教经典的发现，所以依然无法直接知道流行中亚的此教的教义。
佛教经典在中亚各地曾广泛地被译成各种当地的语言，中国佛典中也有译自这些语言的。但只有仔细研读中国汉译佛典才能发现一点这方面的记事。所以迄西域探险时，一般人不用说，就是佛教学者也未加以注意[28]。然而从新发现的材料中我们知道，从前述佛教流传的初期起，各种佛典就已译为粟特语、吐火罗语、龟兹语、于阗语，之后又译为突厥语。除原典梵文外，还诵读译成本国语言的经典。其中称做吐火罗语的佛典可能是在吐火罗地方译成，再输人天山南路的北道地方（耿按；此说已过时，应是在焉耆、高昌译成），用与其只有方言差别的龟兹语写的佛典无疑是在龟兹译成为当地语言的。过去欧洲学者把突厥语某种佛典中[29]提到的从印度语译为Küsän语，又从Küsän语译为突厥语一段文宇中的Kusän考定为贵霜（也就是中国说的大月氏），这是很错误的。Küsān实为突厥语对龟兹的称呼[30]。所以“译为Küsān语’即为“译为龟兹语”之意，而不是象吐火罗语佛典那样在外地译成。又所谓突厥语佛典，一般与所谓回回鹘佛典相同，二者在语言文字上都无区别，但明确说是译为突厥语的佛典，应属于回鹘人9世纪半迁居西域以前居住在当地的突厥人的，不应称为回鹘语[31]。
这里应注意的是，在西域各地许多佛典被翻译转述过程中，是否已多少加有当地的民族的宗教思想，从而给原来的佛教带来变化。从现已发表的研究结果中尚未看到这方面的明显的现象。但在佛本生谭等作品中已见有与梵本很不同的东西，这说明至少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已有变化。对此再从这种多少已起变化的佛典译成的汉文佛典，更要从东方佛教研究这个角度加以注意。
摩尼教经典是与摩尼被焚杀一起被焚毁了。关于其后在东方的这种宗教教义及经典之遗存一向不清楚，我们只从保存在基督教典籍中知其大体。由于西域探险的结果，发现了用粟特语写的宇宙创世说，用中古波斯语写的据说是摩尼自己作的七部经典之一，在回鹘语写的经典中有引自佛教和基督教的东西，以及用这些语言写成的福音书、赞歌、宗教理论等文献后，这才明确知道这种宗教的教义。敦煌千佛洞也出土有译成汉文的摩尼教经典[32]（见图五上），这有助于阐明唐代摩尼教史，原文可能为中古波斯语。
关于基督教的经典上面已简单谈过。关于这种宗教尚有从敦煌发现的过去从来不知道的汉文经典数种（见图五下）。从其用语和记述方面来看，如上所述，应为大概是粟特出身的上德所选述，并且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布教时对于唐代盛行的佛教、道教采取了明显的调和态度。这与明末利玛窦等对儒教所取的态度如出一辙。
伊斯兰教把可兰经之语言和文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教徒译为自己的国语，所以全用阿拉伯语文说读。所以没有象佛教及其它宗教那样有考察圣典中地方和民族特点变化的余地。所以其教徒都多少有点阿拉伯语的知识。这点不独对宗教，也对阿拉伯文化的传播有很大作用。
[1] 参见拙稿《天与祆与祁连》（《史林》第九卷第一号）。
[2]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飒秣建国》条。
[3] 敦煌出士的《往五天竺国传》：“安国、曹国、史国、石螺国、米国、康国……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
[4] 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p.204 and 206。
[5] 《梁书·滑国传》。
[6] 《魏书·西域传·焉耆、高昌》条。
[7] 《魏书·宣武灵皇后传》、《隋书·礼仪志》等。羽田亨：《天与祆与祁连》。
[8]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
[9] Lassen Indische Alterthumskunde（《印度未来学》）II.S.1073。
[10] 羽田亨：《輓近东洋史学之进步》，（《史林》第三卷第二号，78页）。
[11] Le Cog，Manichaica（《摩尼教文献》），I. and 39。
[12] Barthold 据呼拉珊（Khurassan）人Schahrastani的记事（Theodor Haarbŭcher 译出的 Religionspartbien und Philosophen Schulen，1850，Theil，I，S.293）在其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 tums in Mittel-asien（《中亚基督教史》），1901，S.13中所述。
[13] Barthold，同上书，第18页。
[14] Flügel，Mani，Seine Lehre und Seine Sehriften（《摩尼及其教义和著作》），1862年，第105页。
[15] 拙稿；《漠北之地与康国人》（《支那学》第三卷，第五号，10页）。
[16] 参见后面第七章。
[17] Ramstedt，Zwei Uiguri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卢尼文碑铭》），JSFOu，Vol.XXX，1913或《通报》，1913，12月份沙畹的介绍。
[18] Massudi《金牧场》，Barbier de Meynard译本，t.I，p.288。
[19] Barthold，上引书，第16页．
[20] Lüders，Über die Literalischen Funde Von Ostturkistan（《新疆发现的古文献》），SPAW，1914，S.97—98．
[21] Barthold，《中亚基督教史》，第42页。
[22] 同上书，第40页。
[23]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biether（《契丹行程录》），CXC。
[24] Rockhill，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ek（《鲁不鲁克旅行记》），第110页。
[25] Chwolson，Syrisch-nestorianische Grabinschri ften aus Semirjetschie（《七河发现的叙利亚语景教墓碑》），Memoirs de l’Acadé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b，V II，Série t.XXXV II，No.8。
[26] Pelliot，chrèstiens d’Asie Centrale（《中亚基督教史》，T’oung-pao，XVII，p.627。
[27] 参看后篇第八章。
[28] 拙稿《汉译佛典》（《艺文》文，第二年，第四号）。
[29] F.W.K.Mühller，Toxri und Kuišan（Küšän）（《吐火罗与贵霜》），SPAW，1918，XXVII。
[30] 拙稿《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断简》（《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收），法文译文见 The Memoires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Toyu Bunko，No.6，1931。
[31] 拙稿《突厥族与佛教》（《宗教研究》第五卷，八号，大正十三年八月）。
[32] 罗振玉把其中一种题为《波斯教残经》刊于国学丛刊第二，别一断简刊于《敦煌石室遗书》及《石室秘宝》中。前者存北平，后者存巴黎各国立图书馆，沙畹和伯希和共著之Un traité manichiéen rettrové enchin（《摩尼教流行中国考》）（J.A.1911，Nov. – Dec. 1913，Jan. – Fév. et Mars - Aril）为关于前者的详细译注的重要著述，并附有本文，其中也收有后者的本文和译注．但接续巴黎断简前面的断简为斯坦因氏所获，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从其经题和识语中知为唐开元19年6月8日译出的叫做《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仪规之类的东西。此外，大英博物馆尚藏有也为斯坦因从敦煌所得的集录摩尼教赞文的东西，其一部分已为Waldschmidt和 Lenztz在题作Die stellung Jesus in Manichāismus （《摩尼教中耶苏所占的地位》，APAW，1926）的证文中译出并附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