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使用很广的粟特人的语言倒底是什么语言，我们几乎不得而知。上一世纪末以来由于各国在天山南路进行探察以及从事这些考古资料研究的学者们的努力，粟特语以及曾通行于天山南路西域诸国但早已灭亡的诸种语言，才再次为人们所知道。现简述一下此种探察事业的经过。
天山南路地区中央横有大沙漠，沙漠不断向边缘扩大，掩埋掉人类的住地。所谓汉代三十六国或五十余国，今天很多已被埋于沙下，但由于此地气候干燥，降雨少，物品一旦埋于沙中，不易损坏。从这点上说，是个极好的贮藏所。这些被埋藏品由于偶然的机会，或经寻宝人的发掘，屡屡被发现。从上一世纪中期欧洲东方学界为了研究东西文化的交流，遂注意对地处两者交通大道上的此地文化的研究，并致力于获得这方面的研究资料。这样，一些出土品借进入当地的基督教传教士之手早已介绍到欧洲，从而引起学者们很大兴趣。其中最轰动学术界的为1890年英国鲍威尔（Bower）大尉的发现，他查访了埋于库车（即古代龟兹）西面的佛塔，从当地人手中购到了那里出土的古代写本。鲍威尔把这些东西送给住在印度的英国学者霍林勒（Hoernle）．霍氏认出是很古老的写本，又送到欧洲研究，结果认为是写于5世纪中叶的药法书和比这更古的佛典。于是一下轰动了学术界．不久从南方和田地方出土的写在桦树皮和纸上的古写经、文书、其它古钱、土偶、陶磁器等，也介绍到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资料。而多数尚未出土的种种资料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前后，欧洲学者为了各种学术研究，曾有数人进入该地，并一变从当地人手中购卖这种资料的情况，而自己着手发掘采集。从他们的报告来看，知道埋藏有遗物的遗迹不在少数。这样，学术界痛感有必要有组织地往那里派遣探险队。于是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俄国拉德洛夫（W.J.Radloff）教授倡议组织国际中央亚细亚及远东亚细亚探险协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宣告该协会成立．由于领土关系上的方便，在俄国设立本部，各赞同国设支部，协力进行这一事业。上世纪末俄国和芬兰探险队在外蒙古获得古代突厥族和蒙古族留下的贵重资料。1900年斯坦因在和田进行的大规模探险发掘，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结果，也促成了该协会的成立。
协会成立之后，欧洲各国竞相往该地派遣探险队。英国的斯坦因在1900年开始其第一次探险，以后又进行了两次（第四次因该地政情所致，无所得而返）。德国方面有格伦威德尔、勒柯克（Le Coq），法国有伯希和（Pelliot），俄国有奥登堡（Oldenburg）和其他人被派到那里。日本依大谷光瑞氏之意见，1902年以来，相继派出堀、渡边、橘、野村、吉川诸氏。1927年又有以中亚探险知名的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氏与中国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果为研究古代这一地方的文化搜集了大量的丰富材料，其研究成果也相继刊布，标示了西域史研究上划时代的进步。我们现在关于粟特语和天山南路已消灭的诸语言的知识全有赖于这一事业。
各国中亚探险队所获大量文书中，有当时完全不明白的三种语言。其中一种在探险地区各地发现，为广泛流行在沿西域交通道路上的语言。由于欧洲诸国学者竞相研究，发现其文书中之月份名称与11世纪作者贝鲁尼（Al-Bīrunī）书中所记粟特语的月份名称一致，遂定为粟特人的用语。原来粟特（Sogda）和粟特族如前所述尽管从中亚的曙光时代就已知道，但其语言之特点不得而知。古代斯脱拉波说粟特人及波斯东北地方的人说同一种语言。之后玄奘三藏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一点关于窣利的语言文字的记载，但一向不得要领。现在发现了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各种宗教典籍和日用文书、（见图四（1））、历法、碑文等，时代则远溯到公元一世纪（耿按：后来研究证明役有这样早，最早文献属公元四、五世纪）。发现地区也不限于天山南路，在甘肃省敦煌、外蒙古也有发现。这说明凡粟特人所到之处都多少流行粟特语。这一事实从粟特文化传播上也应加以重视。象各种宗教典籍一样，从粟特语译为汉语和突厥语的也应不少。
不明白的第二种语言主要用于今和田（古代于阗）出土的文书（见图三（1））中。这应是一种突厥人侵入以前行于当地的典籍和日常用语。为此有的学者称之为于阗语即和阗语，也有人根据语言的性质属于一种伊兰语而称为东伊兰语。但虽同为伊兰语，和阗语比起粟特语来，其原始的特征破坏得更为显著。也有人认为它与汉文史籍中所谓大月氏即贵霜之语言类似。总之，这曾是于阗人之用语，该语言属性也很清楚，再参照表明其人种特征的记载和绘画之类，可决定于阗人属伊兰人种。
第三种不明语言分为甲、乙两种，在古之疏勒（耿按：疏勒应属于阗语范围）、龟兹、焉耆、高昌、即沿所谓北道地方发现有这种语言的资料。但应注意的是，甲种语言在昔之龟兹（今之库车）绝无发现，而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也只限于佛典。乙种语言广泛行于北道各地，同时清楚表明它是一种日常用语，也用于通行证、壁画之题词中。关于用什么名子称呼这种语言的问题，不是很容易决定的。根据当地探险所获古突厥语之《弥勒下生经》的跋文，该经是从印度语译为Toxri，即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于是，认为此不明语即相当这里所说的吐火罗语。后来进一步研究，知道突厥语的《弥勒下生经》中有此不明语或通过此不明语借入的梵语，这也与跋文中所说相合。于是，主张此语为吐火罗语（见图三（1））之说益发有力．这种语言的甲、乙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别相当大，在分布情况和使用目的上也不同。关于这两种语言是否都称作吐火罗语，或者此名称只限于其中的一种，仍有争论。现在看来，只有甲种应称此名，乙种则由于各种证据，现称为龟兹语（见图三（1））比较妥当。[1]
以上是第三种不明语言的定名问题。其中乙种语言至迟从公元一世纪顷就为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地方的人们日常用语，这一点是无疑的。然而甲种吐火罗语为什么人所使用，为什么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资料不在龟兹领域内出土，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尚不能充分说明。吐火罗之名既然是不可动摇的，那么该语言无疑应与称做吐火罗的地方和人种有关系[2]。但是它是否与斯脱拉波等记载的古吐火罗之名有关系，抑或与该语言资料所属时代的唐代吐火罗有关，这是留待将来解决的问题。
再有关于此地语言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其性质的问题。这种语言也属印欧语的一种，这一点是早就清楚的。但其语言结构与前面的粟特语和东伊兰语（即古代于阗语）不同，不是属于东方系，而类似西方系的欧洲语。单词方面也有同样的类似情况。这些现象如何解释，诸说纷云，尚无定说。不管如何说明，但这种语言是通行天山南路北道的语言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使用它的龟兹地方的人种风貌也可从该地发现的绘画中看出。正如其语言属性所表明的，他们无疑不是突厥种族，而是属于亚利安种的一种[3]。
[1] 如后面第四章关于佛教经典所说，回鹘语一佛典跋文中说从küsan语译为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把此处的küsän语名称解释为与加腻色迦王有关系的人们熟知的“贵霜”已成为欧洲学术界的定说。我在昭和5年（1930年）即指出其误，并论证了应解释为龟兹语（《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4年伯希和在法国亚洲学报上发表了Tokharien et kotchéen吐火罗语与库车语的长文，其中介绍了我的论点，井论断了这个长时间决定不了的第一种语言的乙种方言应称为龟兹语，即Küšän语。列维（S.Lévi）发表在法国《亚洲学报》的“Le Tokharien B”（《论乙种吐火罗语》）从另一方面论证应称做库车语。
[2] 译者按：由于二次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古代吐火罗斯坦）发现了真正吐火罗语碑铭（属伊兰语），所谓甲种吐火罗语现应称做焉耆—高昌语为宜。
[3] 参见后面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