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兰民族发祥于中亚某一地点，渐次扩及到索格底亚那、巴克特利亚等地方的学说已为一般人所承认，这在前篇第二章中已论述过。伊兰民族本来的信仰为崇拜自然界诸要素，常从要使之清洁不能玷污这种观念出发，规定各种精细的宗教戒规，产生了对于各种存在物，例如动物也区分为清洁与不清洁，清洁的加以保护、不清洁的加以消灭的严厉戒规，从而进一步产生了自然界二元存在为中心观念的琐罗亚斯德教。
在伊兰人进入索格底亚那、巴克特利亚以前，居住在那里的民族间盛行对女神Anaitis（或称Anahid，波斯称Tanata）之崇拜。这种女神作为幸福繁荣之神自古就为这地方的游牧民所广泛信仰。1903—1904年庞培利氏（Pumpelly）在西突厥斯坦阿脑（Anau）发掘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古代就已流行这种风习。在大夏有祭祀这种女神的有名的社宇，成为远近诸方信仰的中心。琐罗亚斯德教创建后，这种信仰仍继续存在，阿赫买尼德朝的阿尔塔克塞尔克斯一世（Artaxerxesi）也成为其皈依者。总之，这是从古代起就流行的民间信仰的遗存。作为系统化的伊兰人的宗教当然要推琐罗亚斯德教了．
琐罗亚斯德教不论在巴克特利亚和索格底亚那，抑或在伊兰人中间都成为一种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亚历山大侵入后，在对诸方进行征战庆祝胜利时，祭祀希腊人崇拜的神以庆祝胜利。饶有兴味的是，他们对琐罗亚斯德教将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换言之，由于这种入侵第一次接触的这两种文明表现了怎样的冲突。亚历山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极轻率的。他毫不踌躇地采取了压迫的态度，把琐罗亚斯德教认为是神圣的葬法、即把死者之骨骸曝于日下让鸟啄食的风习当作最为忌讳的陋习而严加禁止，并掠夺其神祠，破坏其教典。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伊兰人的强烈反感。亚历山大在轻易夺取了巴克特利亚进入索格底亚那后遭到了其东征后从未有过的恶战苦斗，其原因除当地伊兰民族同仇敌忾外，就是因为引起了他们的宗教反感所致[1]。结果他们虽屈服于亚历山大的武力之下，但作为民族宗教已扎下深根的琐罗亚斯德教并未因受此打击而衰亡，其后仍成为此地伊兰民族信仰的中心。
亚历山大的理想是实现所谓的希腊主义（Hellenizm），在希腊文化上建立世界帝国。他的侵略不单单是一股飓风。为了使征服之地永远置于希腊势力之下，使其同化于希腊文化，他自已娶了阿赫买尼德朝王族之女，并劝部下将士也象他那样与伊兰人结婚，以便于其理想的顺利实现。亚历山大在所有事情上都极力发扬希腊势力的影响。其后继者也沿袭同一方针。从大夏开始，其属下地方的统治者都任命希腊人。流通的货币也全为希腊式。政治上、商业上也使用希腊语。从而伊兰民族之生存除接受希腊文化外别无他法。但这种方针最终是否达到预期的希腊化的目的，现进而考察之。
凡是在某一国家或地方，如其民族已有发达的文化，就很难受到来到这里的他民族的根本破坏而代之以新的文化。希腊人所尝试的至难事业已因最先由于安息的独立而遭到第一次失败。这种叛离和独立表现了安息人对希腊的人种反感，是对要埋葬所有安息文化的希腊主义的反抗。但大夏狄奥多特斯之独立则与此不同，不过是希腊人之间的一种革命，希腊人的统治依然继续下来。大夏文化的希腊化到底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这一点从安息的例子中是容易类推的。说明大夏当时文化的遗物几乎全部不存在，不过可惜少数留存下来的货币来推知。有的人只限于以这些完全是希腊风格的货币为材料，来证明希腊文化在这里的普及。但这些货币不过是为了在当时统治这里的比较少数的希腊人和在其统治下的当地人中间流通而制成的。当地人的文化是否真的象这种货币所表示的已同化于纯希腊文化，则完全不能作为证明材料。德米特里乌斯经略兴都库什南部后，在该地的货币中已见两种文化融合之迹（见图二（1）、（2）），这一点历来为古钱学者所主张。这一点可能是由于当时经略岭南的希腊人认为有必要保存当地文化，对它采取调和态度所致。但就是在这些货币中到了尤克拉提德斯末期，希腊的方法和样式也渐次丧失，而代之以当地工艺家的技术和思想，重量和铭文也变成印度风格，对译的希腊铭文也有错误。这就是说，一时受希腊势力压迫而潜伏的固有文化，乘希腊势力的衰退再次抬头，并逐渐驱逐了希腊文化。
从怀着希腊文化主义理想从事东方经略的亚历山大以来，希腊人在大夏的政权约持续了不能算短的二百年，但证明其文化对此地影响的材料几不存在。这一点有点不可思议。尤其在今作为大夏中心的巴尔赫（Balkh）进行若干次考古发掘，但因无任何成绩可言，以后也就不再进行了。有人说当时此地的希腊人都是些战士冒险家和其子孙，没有什么特别的希腊文学知识，所以此地一片刻文也未留下[2]。这种看法是难以令人同意的。正确的解释应是：此地的地质、气候等都不适宜于遗物的保存，加之大夏人的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木材，由于没有适于雕刻的材料，所以这种美术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而曾存在过的遗迹也被毁坏无存[3]，以及尚未进行广泛发掘等。
总之，大夏人的反希腊精神似十分强烈。尤克拉提德斯王之被杀也是由于他偏重希腊风习和夸耀其与塞流克斯朝的血缘关系所致[4]。果如此，也就可以看出大夏人反希腊的精神是多么厉害了。正如尤克拉提德斯之子阿波罗多特斯在杀其父时所宣称的，他杀的不是父亲而是公敌。从这句话中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看来，曾得到亚历山大提倡的与伊兰人结婚的政法策略，招致了与其预期的相反结果。到最后，此地之希腊人由于这种通婚未能保持种族的纯洁，以致于为数量上占多数、努力于摆脱希腊人统治的当地人所吸收、所同化。总之，当公元前128年张骞出使来到此地时，希腊人的大夏王国虽灭亡不久，但从其报告中已看不到一点希腊的特征，只说其风俗与大宛同。“其兵弱，畏战。善贾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即 Parthia）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5]。这里看不到希腊文化的特征。这种情况不是十年、二十年间突然出现的，而是该地的希腊人早在此以前已被大夏人所吸收、同化，从而失去了他们的特点。假令希腊文化在此地深有影响的话，关于其风俗、美术、文书、语言的特征一定会为张骞所知，或其后由于交通发达而互相往来为人所知，或被记载下来。虽然如此，由于该地长时间处于希腊的统治下，不管遗物和记录之有无，希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曾起过影响也是自然的。但无可争辩的是，希腊文化并没有在此地获得显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