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初滞留在波斯搜集关于东方知识的希腊史学家Ktesias所述[1]，波斯阿赫买尼德（Acaemenid）王朝的始祖居鲁士（Kyrus）大王曾越过妫水（即阿姆河——译者）征用索格底亚那地方，并在其东端建立了居鲁士城（Kyropolis）。生活在公元前后一世纪的斯脱拉波（Strabon）[2]所著的《地理书》中，也记有此为居鲁士所建最后之城，临药杀水；位于波斯帝国的极界。建设此城为了防止药杀水彼岸方面的游牧人种，即包含在希腊人泛称为斯基泰人种中的部族的入侵。其位置一般认为相当于今萨马尔罕东的乌拉求别（Uratube）[3]。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就在属于伊兰人种的大征服者与游牧人种的对抗中，此地的历史发出了曙光。在拜火教的经典《赞德——阿维斯塔》（Zend-Avesta）中说Ahura Mazda神在巴克特利亚（Bactria）即今之巴尔克（Balkh）地方最初创造了人，该书中并屡见有索格底亚那（Sogdiana）等名子。还有Ktesias在谈到亚述（Assyria）盛时征伐诸方的传说时，也见有索格底亚那的名字。但很难认为是有关此问题的确实史料。
在同王朝大流士（Darius）王的刻于公元前521年左右的著名的贝希斯屯（Behistun）[4]纪功碑中（见图一）记载马尔格亚那（Margiana，即今之谋夫Meff）叛乱时王道其臣下巴克特利亚知事达德尔舍施（Dādershish）去讨代并使其归服之事，在列举王的邻属地区时见有Parthava=Parthia（安息）、Zaranka=Drangiana（德兰格亚那）、Haraiva=Aria（阿里亚）、Uāvarazmla=Chorasmia（花剌子模）、Bākhtris=Bactria（巴克特利亚）、Suguda=Sogdiana（索格底亚那）、Gandāra（犍陀罗）、Saka（塞）等名子。在同一国王的纪功碑Persepolis碑文中，和据说作成于公元前486年的 Nakhs-ī Rüstam王的墓碑中，也看到有上述地名。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os）在列举大流士王所定的纳税区域时，记有安息人、花刺子模人、粟特人、阿里亚人等名。这些文献是说明这些地方曾属于阿赫买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最古记录。在这些地方中，尤其是巴克特利亚（大夏）及索格底亚那（粟特）曾是伊兰人之根据地。古代伊兰人生命的脉搏特别明显地跳动在大夏，这一点也与波斯所有传说相一致。作为伊兰精神文化的琐罗亚斯特（Zoroastra）教（即拜火教——译者），实际上首先是在大夏传播的。据说居鲁士大王之养子罗赫拉斯普（Lohrasp）居大夏作火的祭坛，继其后的古施塔斯普（Gustasp）也居于此地。此时Zarathustra即琐罗亚斯特本人来到此地祈愈了罗赫拉斯普王之病后，益发得到古施塔斯普王之信赖，其王子伊斯分狄亚尔（Isfendiyar）为传播其教向各方进行了征伐。
前面谈到亚利安人的摇篮地曾为药杀水流域的某一地方。伊兰人从那里往南往西迁移时，最初遇到的乐土当为肥沃的扎拉夫尚（Zarafshan）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此名为Suguda原名的希腊语变体。原名为“作成漂亮的神圣清洁之地”之义[5]。在原住地主要经营游牧生活的伊兰人，到此肥沃之地后遂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此事发生在何时虽不能确知，但到记录时代出现粟特之名时，此地已表现有以此教为中心的独特之伊兰精神。亚历山大大王在席卷波斯侵入此地时曾屡遭挫折，就是这种精神之表现。
当时如水南部之重要地方为巴克特利亚。索格底亚那地方之中心为现在的萨马尔罕，即当时希腊人记录中的马拉坎达（Maracanda）。据公元一世人罗马作者 Curtius[6]所记，亚历山大进攻马拉坎达时，此城有内城、外城，各围以城墙，外城墙长70 stadia（即13公里）。此地临扎拉夫尚河，当时应已有运河相通。关于其地肥沃之状已见诸希腊人之记录。后来阿拉伯地理学家称拥有此城之粟特谷地为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四大乐地之一[7]。与萨马尔罕一起的尚应有布哈拉（Bokhara），但在关于亚历山大入侵的记录中不见此地名。学者中[8]认为马拉坎达是粟特部城之一。另有只记作Sogda的应指布哈拉。Sogda既用作地方名，也用作都城名。Sogda为粟特之夏都，布哈拉为其冬都。
关于中亚城区之记载不甚明了，到了中国的汉代，才有确切的记载。
[1] 参见Indian Antiguares（《印度古物学》）中 Mecrindle之译文，1882年加尔各答单行本。
[2] Hamilton ＆ Falconer，Strabon’s Geography（《斯波拉波地理书》），Vol.II，p.54。
[3] Schwarz，Alexander des Grossen Feldzüge in Turkestan（《亚历山大对突厥斯坦之远征》），1893，S.I。
[4] The Sculpture and Inscription of Darius the Greet（《大流士大王纪功碑》），1907，大英博物馆出版。
[5] Tomaschek，Centralasiatischen Studien（《中亚研究》）SPAW，1877，S.74。
[6] Schwarz，同上书，页43。
[7] Tomaschek，同上书，页227。
[8] Schwarz，同上书，页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