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据有西域亦即中央亚细亚的民族为突厥人（如突厥斯坦一名所表示的），但古代未必如此。从前章所述中亚属于三个区域考之，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七河）一带，从记录时代之初起是否就是突厥人的居住地，这一点还不易判定。据前汉到南北朝（即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记载，今伊犁、天山北部山谷之间的地方为乌孙族所据有，他们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此族之语言依现存资料认为是属突厥语。但唐代颜师古谈到乌孙的容貌时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1]据此，不能一概断定为突厥人。颜师古所用胡人这一名称，当时无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的人，即伊兰人种。所谓“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正是这一人种风貌的描写，而不是指突厥人。类似的例子尚见于他处。如现为突厥种之一的吉尔吉斯（Kirghiz）族（汉代称坚昆、鬲昆，南北朝时称契骨、居勿、结骨，唐代称纥扢斯、黠戛斯。其语言至少在唐代已突厥化），关于其容貌，《唐书·回鹘传下》附《黠戛斯》条中说：“人皆长大，白发、皙面、绿履，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这也决不是突厥人的容貌，而应为伊兰人的种族特征。突厥族一般传说以狼为族祖。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中也说“坚昆部非狼种”，也就是说黠戛斯人非突厥种。根据这些记载，唐代据有今叶尼塞河上游明显操突厥语的黠戛斯族，本来不是突厥种，而是一种亚利安种，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突厥化的。颜师古关于乌孙的记载可能不是简单的臆说，有何根据我们无从知道了。欧洲学者中有人认为乌孙当是古代记录中属亚利安种的游牧民Assi族[2]。而乌孙是在前汉文帝时代驱逐了从今甘肃省内逃到这里的大月氏族而据有该地的。而大月氏又驱逐了在此之前的塞族据有该地。关于塞和大月氏属于什么人种的问题，虽尚未确定；但一般认为属亚利安种。果如是，则大月氏在记录之初人种分布上，作为亚利安种东进的先锋，竟一直进入甘肃省地方了。
谢米列契（七河）省南部一带从汉代起就住有称做康居的部族，其势力及于粟特地方。依其生活状态和语言，也认为是属突厥种。关于此族没有象乌孙和黠戛斯那样有关于容貌特征的记载。把它说成是属突厥族于记录上不是什么不合适的。但语言、风俗、生活情态的相同或近似，并不是说人种也完全相同（如前述黠戛斯人的情况）。时代越在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康居何时据有该地也不清楚。再有，是否当这一带住有如康居族时发生了亚利安系种族的入侵，反之，或当亚利安种族扩张时发生了如康居的突厥种族的侵人，这些都属于史前的范围，现在难以判定。总之，当此地有记录之初，从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一带，就住有可认为是属于亚利安系和突厥系的游牧种族。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到前汉武帝时代（约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又往西南方向迁移。代之而起的是突厥语族的乌孙据有该地，直到南北朝时期，无疑地，纯粹突厥种族占有此地应是以后的事。
其次，关于天山南路的民族，由于对该地进行发掘所得语言、绘画、骨骼、头盖骨等材料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后主要是为亚利安种族所居住，这是没有疑问的。
最后，关于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地方，即其中央有名的索格底亚那沃地的居民，这里有必要略微深入地谈一谈。上一世纪中叶学术界曾风行一种认为该地的某一地域是亚利安种族原住地的学说[3]。现在尚有一部分人坚持此说。现简述该学说何时、基于何种理由、由何人所提倡的过程。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而有许多相同点。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摇的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4]，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据这种研究，欧洲现存语言（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以外）都属于同一语系，与亚洲现存语言中属于梵语系统的印度诸语，属于赞德系统的伊兰诸语（Iran与Arya为同一词源，为波斯称亚利安民族之用语）以及阿尔明尼亚语等有密切关系，都包括在所谓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之名下。于是，进而提出这些属于同一种之语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语，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应出于同一祖先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出现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们中间。他们根据梵语、赞德语是印欧语最古形式这一点，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央亚细亚为该语言之摇篮地。如波特（Angust Pott）认为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河所灌溉的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之东地方为此民族之发祥地。此说至上一世纪著名梵语学家缪勒（Max Müller）遂其大成，几成为当时学术界之定说。他把鲍朴等称作印度—日耳曼语、法国英国学者称做印度—欧罗巴语的语言简呼之为亚利安语。把这个原指印度伊兰语的名称用来总称印度—欧罗巴系的语言，并于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于同一房顶之下的亚利安族的理论[5]，并因语言上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亚利安族中而认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统率者迁到欧洲海岸之前，亚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说一种尚未分化为梵语、希腊语、日耳曼语，但已有此等诸语言的方言胚胎的语言。
但19世纪欧洲学术界之进步，不仅限于语言学。这期间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地质学也大大发展了。依此等新兴学科研究者之研究则与上述学说不相容。于是亚利安民族中央亚细亚起源说受到了动摇。依人类学者、尤其是头盖骨学者和史前考古学者搜集的许多宝贵材料研究之结果，居住在现今西班牙。法国、丹麦、德国、英国等广大地区的住民的大部分是在新石器时代或甚至旧石器时代就成了据有同一地方的未开化民族的后裔，而与语言学家基于比较语言学的学说不相容。加之语言学家进一步基于语言的古生物研究也未对此种学说带来有利的东西，他们在原始印欧语中未能发现产生于中央亚细亚的动植物名称，相反地倒是有产生于欧洲的古生物名称，这也对亚利安人从里海东部地区迁移的学说造成了障碍。此说1868年一直为本费（Benley）所主张[6]。而依其意见该摇篮地应在黑海北寻求。之后盖格（Geiger）[7]依同样方法认为应在更西北方寻求，即应置于中央及西部德国之地。1871年库诺（Cuno）[8]提出北欧地区是亚利安民族发祥地的说法。还有施拉德（Schrader）[9]提出的两根据地学说——北欧是欧洲亚利安人之根报地，中央亚细亚的锡尔河地方是亚洲亚利安人的根据地。关于前者，他认为没有迁自东方的根据。在有证据的最早时代，他们曾向南方和东方扩大，在语言分裂前他们据有的地方应在阿尔卑斯山之北方。关于后者，讲梵语的民族从西北进入印度，在吠陀（Veda）时代已位于印度河岸。印度人和伊兰人虽一起住在喜马拉雅山北方的某一地方，因为两者都有关于药杀水（Yaxartes按即今锡尔河的左面——译者）的传说，其早朝居住地应在此河岸寻求。当以此说为妥当。至少他提出的关于狭义的亚利安族（即印度伊兰人）的发祥地问题已为多数学者所一致承认。至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这种亚利安人的一部分进入印度驱逐了非亚利安人的先住民而渐次得势，同时另一部分进人波斯。而其在中亚及波斯方面的同族人称为伊兰人（Iran）（如前所述为Arya一语的另一形式）。记录时代之初无疑此族占有从锡尔、阿姆两河间到越过阿姆河的波斯地方。
中央亚细亚历史的曙光时代的民族分布情况即概略如上所述。要之，亚利安人或类似他们的民族几分布于这一整个地区，其中一部分混有突厥族或与其类似的民族。这样说不会太错，至于以后的变化，详见后文。
[1]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注。
[2] W.Kingsmill：《公元前中国与西域及邻近国家的交流》，载JRAS，N.S，Vol.XIV，1882，p.74-104；Charpentier：《吐火罗人的人种位置》，载ZDMG，71 Bde，1917，S.347-388．
[3] Asiatic Researches《亚细亚研究》T.1，P.422 以及Benfey，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语言学史》，1869，p.348．
[4] Vergleichend Grammatik des Sanskrit，Zent，Griechischen，Lateinischen，Lathanischen，Gothischen und Deutschen（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及德语比较语法）。
[5] Max 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语言科学讲活》），Ist Series，pp.211-212；Survey of Languages（《语言研究》），p.29。
[6] Benfey说见1868年为Fick，Vergleichendes Wö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印欧语比较字典》）一书所写的序言。
[7] Geiger，Zur Entwickelungs geschichte der Menscbheit（《人类发展史》），S.113-150。
[8] Cuno，Forschungen in Gebiete der alten Völkerkunde（《古代民族学研究》）。
[9] Schrader，Sprachvergleichung und urgeschichte（《语言比较与原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