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比特
存储器、微型计算机与鼠标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冷战影响了美国政府政策的各个方面。多少年来，美国总统、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一直被国防和军备所困扰。从1945年到1985年，估计有2.4万亿美元花在炸弹、导弹、卫星和监测系统上。美国从战前的孤立主义转变成战后的积极干预，在世界各地与共产主义做斗争，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影响力的军事工业集团。

在所有这些花费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计算机。实际上，数字革命时期单个最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就是防务高级研究项目署（DARPA）和它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他们的大量工作涉及战场上士兵的命令和控制系统、情报收集、绘图分析和侦察系统。但这些机构也资助一系列高学术价值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包括超级计算机，也包括绘图程序和高分辨率计算机图形，还建立了第一个网络系统，让分时世界成了可能。它支持的最重要的革新是一个小项目，第一次实现了计算机的“人性化”，并且在这过程中发明了超级文本、窗的概念、剪切和粘贴编辑，以及鼠标。

1960年当DARPA成立时，它的成员来自于另一个政府项目“旋风计划”的老手。这种努力不仅孕育了世界上第一台交互式计算机，也直接导致了现代计算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动态随机存贮器（DRAM）的发展。更进一步，它开创了政府与商业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一群项目外的难民开办了一个公司，提供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小型计算机，向IBM的大型计算机霸权地位挑战。这个公司也收到了电子工业第一批风险投资的一部分。这个公司就是数字设备公司（DEC）。

从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后，美国政府相信在冷战的边缘政策中美国拥有终极武器，原子弹改变了力量的平衡。1949年8月的某一天，杜鲁门总统收到一份来自比基尼珊瑚岛原子辐射检测站的报告，报告说监测站记录到从远东传过来的气流中有明显的原子辐射。可怕的事发生了，因为最近几星期美国没有进行核试验。自从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以来，在太平洋另一边肯定没有别的事发生，惟一的可能就是苏联爆炸了一枚核弹。

1949年“五一”节苏联大型轰炸机的检阅，紧接着宣布原子弹的爆炸，震惊了美国政府最高层。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内阁最高层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苏联人窃取了我们的核秘密（罗森堡一家于1950年初被逮捕），现在苏联人的轰炸机能飞过北极把原子弹投到美国城市上空了。

紧接着美国作出决定：美国需要周边防护、雷达和早期报警系统以阻止斯大林的偷袭。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副教授乔治·瓦利被任命去决定行动对策。当他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先高级研究目时，他遇到一项很有意思的计算机项目。这项目叫“旋风计划”，由一个瘦高个的内布拉斯加工程师杰伊·福雷斯特负责，福雷斯特严厉刚直、绝顶聪明，是个可畏的人。

1949年时，“旋风”是一个非常昂贵而且雄心勃勃的巨大项目（到那时已花费了400万美元），目标是建造一个全功能的飞行模拟机，这种模拟机依赖于一种新的交互式计算机，这种从头开始建造的计算机是路易斯·德·弗洛雷斯上校的心爱项目。这位特色鲜明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是空军航空局训练部的负责人，他喜欢飞进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会议，把他的水上飞机降落在查尔斯河上，然后上升和下降以取悦旁观者。在二战快结束时，他设想了一种新式的飞行模拟机。因为他是密西西比州有势力的参议员约翰·托尔斯的密友，这样他在华盛顿有足够的影响力，得到了一级水平的资助。开始，这模拟机准备用水力做动力，但当福雷斯特和他的那帮顽皮的麻省理工学院年轻人获悉ENIAC计算机，他们改变了方向，要建一台大规模的实时可编程计算机，给飞机的驾驶舱座和所有控制完全电子化提供动力。

在计算机刚开始的十年内制造的计算机都是批处理机。这意味着资料和指令要成批输入计算机。机器转动，发出咯咯声计算，然后根据命令和报表吐出方程或编辑的答案。除了有限的自我修正程序，即计算机程序中的中间结果会调用不同分支的命令，一旦开始运行，不可能改变计算机的操作。相反，飞行模拟机需要实时操作，这是完全不同的操作模式。移动操纵杆要求立即影响仪器的动作，下一步的操作也要作出相应的变化。飞行模拟机必须按操作而变化，后来这样的过程叫交互式，意指飞行员与机器相互作用。

在1949年，这还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主意。“旋风”项目组征用了坎布里奇市的巴尔塔楼，这座楼以前是印刷厂。当时还没有人想到小型化，所以所有东西都用真空管的线路做成。整台计算机将装满一个长100英尺、宽50英尺的房间。像ENIAC一样，这机器消耗的电力相当于一座小城的电力。因为与麻省理工学院在一起，所以它从来不缺所需的大量聪明的年轻工程师。

因为有各种原因，包括福雷斯特的超人智慧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下决心保持这一有利可图的政府合同，从1946年到1949年，这项目每年收到100万美元。这笔钱用来支付大量年轻工程师的工资，装有定制仪器的砖楼，以及对各种输入马上作出反应的计算机。不幸的是，它几乎从不工作，这主要是由于存储器的问题。在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第一次尝试可重写存储器后10年，同步读写还非常困难，但考虑到当时的电子水平，这也是一惊人的雄伟目标。

福雷斯特于1941年从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对一个在内布拉斯加州荒野长大的小孩，坎布里奇无疑是个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他为他成长的牧场建造了完整的风力发电系统，包括风车、发电机、灯和开关。他还用带刺铁丝网、篱笆创建了电话系统联结内布拉斯加州边界上的孤立宅地。他的经历使他与同代人有不同的观点，即系统观点。他把有动力的机器想像为完整的实体，不是每个元件和组成的集合体，喜欢系统地描述它们。他有农场工人的简明特性，当有人问他某件东西如何工作时，他总是愿意在纸上画一个完整系统，然后解释。他虽然只是一名25岁的研究生，却从不鲁莽行事。他办事有条不紊、精确，他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不愿管闲事。当别人问他问题时，他总是给出合理而完整的答案。

他天生是个领导，也许因为他长得高，有六英尺五英寸，也可能是因为他有坚强的忍受力。福雷斯特不与小伙子们在小酒馆喝酒，他只在教员俱乐部单纯的小圈子里喝酒。他不是平常的家伙，而是一名领导。没人会怀疑他决定做的事会完成不了。

在他接受飞行模拟机项目后不久，福雷斯特就认识到计算机是模拟机设计的基础。飞机要不停地对外部环境反应，立即变化或采取行动，有时甚至是剧烈的行动，在输入和反应之间不容停顿。在不到1秒时间里要采集到92个单独的变量，有些变量可能在1秒之内没有变化，有些可能有剧烈变化，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受影响的平台和模拟装置也要立即做出反应。如果没有这种即时的因果关系，模拟机就不会像真实的飞机一样工作。当时的模拟计算机，特别像麻省理工学院的范内华·布什设计的微分分析器都太慢了，不可能做出这种快速反应。ENIAC和EDVAC等计算机都设计成解决很好定义的方程和问题，这些问题可在一堆卡片上打孔，并且按顺序运行。福雷斯特的机器必须能够提供即时的反馈和响应。

因为福雷斯特在华盛顿有势力的朋友的帮助，这个项目一直得到资助，但它从来没有达到程序化的飞行模拟机的目标。部分原因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一组年轻工程师转移了他们的重点，他们把目标定在建造对输入信息的操作做出反应的程序计算机。要实现这一目标，“旋风”不得不解决一个巨大而困难的问题：存储。

早期计算机批处理方式的重要优点是存储过程可以比较慢，其计算结果，甚至中间结果可以打印到打孔卡片或纸带上。在那时，时间和计时都不是关键问题，存储器只是计算机设计者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之一。然而要实现交互式的电子计算，计算机必须精确而迅速地存储中间结果和输入，它必须能够在机器运转中立即用新的数据来代替中间结果。所以从一开始，“旋风”小组不得不努力去让他们的还不成熟的系统能存储中间数据。

当时最先进的存储器不是“汞延迟线”，就是经改造过的阴极射线管，即威廉斯管。前者基于汞在室温时是液体，同时是导体，每比特数据用机械波的波峰（1）和波谷（0）表示。这机械波从汞柱的一端开始，一定厚度的熔融态金属汞通过一振动膜片沿着纵向从一端传到另一端，这样就得名“汞延迟线”。在管的另一端，一传感器得到每一比特的信息，并反馈到起点。设想是汞获取并延迟这些数据，这样它们便能存储了。这个过程是机械和电子的奇妙结合。威廉斯管是一特殊设计的阴极射线管，像黑白电视机的显像管，以暗点和亮点存储一系列数据。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这两种设想都受各种环境因素影响而不精确。不论用哪种方法，新的大型计算机每次都不可能连续正确工作几秒钟。

等到1949年前后麻省理工学院的乔治·瓦利教授寻找建造周边防卫系统的方法时，“旋风”项目已处在危机之中。飞行模拟机已被一个很少工作的巨型计算机所替代，这使官僚们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每年花费百万美元至少应能得到好几台计算机。这个项目的管理权现已移交给了海军研究署（ONR），研究署的数学家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愿意花费这么多钱在交互式计算机上。毕竟大批量的卡片工作得已很好。

当福雷斯特听说美国空军需要一套系统跟踪雷达信号，他相信他能重新控制“旋风”项目，用它作为雷达操作屏幕的基础，并使它成为国防早期预警系统的核心。他说服乔治·瓦利让他试试让“旋风”工作。福雷斯特的工作组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留下来的雷达。用这简单仪器，他们发现“旋风”可跟踪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并且可给战斗机的飞行员发布拦截路线和发射导弹的计算机指令。1950年夏天，他们搞了个最精细的演习，使用汉斯科姆空军基地的现场雷达资料做演习，这是个位于波士顿北部丛林中一个孤立而隐蔽的基地。他们演示：他们可以对一架轰炸机跟踪几英里，并及时发出如何拦截的指示。

杜鲁门总统和他从科学界出身的国防顾问抓住了“旋风”内在的前景，并且尽力运作。这是美国惟一一台交互式计算机，也许是全世界惟一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军队没有别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管理人员决定让这个项目留在校园内，游说把“旋风”变成绝密的空军防护网。政府内的一群不同意见者认为防空项目最好与约翰·冯·诺依曼和他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中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家）建的计算机合在一起。他们轻视坎布里奇的一幢秘密大楼里一群年轻且没有经验的小伙子们的工作，认为这台机器肯定不能工作。

“旋风”工作组一直奋斗了五年，这项目一直在发展。它无情地以福雷斯特的巨大浪费工程或他的私人金字塔而出名。从1945年以来他们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但能用来展示的东西还太少：一个雷达终端，一支光笔和一个键盘，支持这一切的是像墙一般的电子设备。这看起来也许没什么，但它是世界上惟一一台能实时处理资料并允许工作人员与它对话的计算机。

尽管有反对，空军仍然决定支持这项工作。这导致军事和学术联合的林肯实验室群的产生。不久，福雷斯特领导的数字计算机实验室成了其中的第六实验室，数字计算机实验室是“旋风”所在的地方。也正好赶上了时机，美国海军负责基金的数学家米纳·里斯于1950年3月到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一个会议，报告说海军研究署正要把“旋风”的预算由每年100万美元砍到20万美元。但幸运的是大学团体里有乔治·瓦利，他在同一天下午同意补足这部分差额，并为“旋风”项目承担经济担保。福雷斯特成为这项目的负责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林肯实验室群中最大的实验室。

上述情况中还有一个问题。当“旋风”工作组可上演一场好戏时，他们却没有真实工作的模型，并且机器的存储器越来越不可靠。这使整个工作组感到灰心。这帮人本是骄傲自大的年轻工程师，是一群对打败希特勒作出了贡献的杰出技术的学生，他们正在从事有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项目，结果竟然不能解决可靠性和工程问题。

存储问题已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除非福雷斯特小组能够依赖临时存储计算和定位，否则所有他们认真设计的逻辑线路不可能很好运行。整台计算机取决于连续写或改写数据到记录器的能力。1950年夏天，福雷斯特不得不向高级官员承认即使他们的机器能跟踪好几架飞机，他们还没有解决存储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项目将无法开始。所以这年夏天，福雷斯特把所有其他的事放到一边，全身心投入了解决存储问题。

他需要的是一个存储和读数据的办法，即存储0和1，或有电荷和无电荷。福雷斯特查遍了所有他所能想到的文献。他想到他可以用某种磁场的办法存储数据。因为电流产生磁场，福雷斯特认为当他需要一个二进制的1时，他能产生一个磁场。但他需要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有一非常明确的磁化阈值。最终，他找到一位在新泽西的德国老陶瓷专家，他在生产电视机用的铁氧体变换器。他利用熔化铁矿和氧化物获取特定的磁性质。他的铁氧体有一正方形的磁场剖面：只有在一足够强的电流水平，才能在物质中产生磁场。对陶瓷专家来说，他要随着电流的增强形成一个规则的递增的磁场，这是一个大问题。

相反，这正是“旋风”项目领导人所要找的东西。福雷斯特一直在想利用电线的网格来存储：也许他能用环或圈织成线圈网，在每个网格内有这种磁性物质。通过一根普通的线把所有环串起来，并且每个圈都有惟一一条线系在上面，每条线可以将各个环单独磁化。每个环都将有一半的所需的电荷。只有那些需要记录1的特殊位置加上另一半电荷。这里每个环的磁化和未磁化分别代表1和0。经过反复推敲，这位陶瓷专家和福雷斯特做出了完善的磁化物质：像炸面包圈一样的芯子，对磁化有一特殊的阈值。这将是福雷斯特的新记忆系统的核心。

对磁化有明确阈值是这设计的关键。这种电线的网格和芯子织在电线网上，被人称为芯子存储，它的有关专利对发展计算机非常关键。这个方案可靠并且稳定。磁化相对来说是永久的，所以在系统的电源关闭后，存储的数据仍然保留着。而这对军事目的非常关键。既然磁场能以电子的速度来阅读，这使交互式计算有了可能。更进一步，因为是电线网格，存储阵列的任何部分都能访问，排除了按时间顺序访问的要求，也就是说不同的数据可以存储在电线网的不同位置，并且阅读所在位置的一束比特就能立即存取。这称为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它是交互式计算的革新概念。福雷斯特把这些专利让给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每年靠这些专利收到1500万到2000万美元。

最先获得这些专利许可证的是IBM，IBM最终获得了在北美防卫军事基地安装“旋风”的商业合同，更重要的是自50年代以来所有大型和中型计算机也采用了这系统。芯子存储从50年代到60年代，直至70年代一直是临时存储的标准方式。

一旦芯子的分子结构确定了，生产了出来并安装了存储阵列，“旋风”的表现就相当惊人，它的可靠性提高了很多倍，这样它可以用于防卫项目。更进一步，这存储器是永久的，当电源关掉后，存储的信息将保留下来，这对国防设施来说是另一关键要素。国防系统一直对数字系统持怀疑态度，只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实际上，他们把国防委托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未经考验的工程师。

最初安装的存储库仅能容纳2000个词，每个词16比特，也就是说总共只能存储32000比特资料。大部分存储装置用二进制系统表示，这些数字与计算机内电流的开和关的状态相对应，每个二进制数位叫一比特，这是计算机存储的基本单位，8比特组成1字节，能代表0到255的十进制数。当这些数字被分别分配给字母、数字或符号等字符代码时，1字节也代表一字符。

存储容量常用KB、MB和GB来表示，前缀“K”“M”和“G”取自公制系统，分别代表1000、100万和10亿。1KB约等于1000字节，1MB约等于100万字节，1GB约等于10亿字节，但精确数值略有差别，这是由于它们以二进制系统为基础。1KB的精确值是2¹⁰字节；1MB的精确值是2²⁰字节；1GB的精确值是2³⁰字节。

在现代术语中，1字节有8比特，早期“旋风”机的存储器只有400字节（4KB），与现在普通个人计算机的16MB内存相比少多了。然而这已足够让雷达操作员坐在显示器控制台前对北方边界扫描，以防不友好的入侵者。这让美国人在夜里睡得安稳多了。

要测试磁芯存储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组不得不建造另一台机器——存储测试计算机（MTC），它的惟一功能是全方位随机阅读和测试存储的排列。建造这台机器的人是两个研究生，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两个能干有进取心的人愿意整夜绕迷宫线圈，检测机器的成千的存储磁芯，成百的真空管和继电器，以及几英里长的电线中的故障。他们是肯·奥尔森和哈兰·安德森，后来他们创办了直接基于拉比的计算机设计的DEC公司。

这试验性的防卫系统叫“科德角”，因为雷达的信息从科德角的一系列监视点传到坎布里奇的大楼内。到1953年，光笔、监视器以及与计算机交互的人们等所有部分都在坎布里奇的闹市区运行。房间的光线是红色的，这使雷达的图象更清晰。最终有几十面16英寸示波器，并由航空兵盯着它们。这套系统的程序做在大纸带上，纸带在一个特殊的工作站里准备好，然后装到最新和最发达的“旋风”里。年轻航空兵的队长们跟踪现实资料，他们测试各组成部分，做模拟演习，与示波器交流。不久这些就是真的了，他们将直接被连在东海岸机场紧急起飞系统上。

“科德角”能运行了，但程序还很粗糙。在计算机上花费了规定的一刻钟后，一个程序员完全控制了整台计算机，一个有火车那么大的庞然大物。所有东西都被在惟一的控制台前工作的程序员控制，这控制台是一堆线路、按钮、指示灯和神密标签的迷宫。可以推测，甚至还有输送热水和冷水的水龙头和精神医生给你提供精神分析。

“旋风”也有发声的能力，每阅读到第13比特响一声。这让这帮运行输入带的伙计们能精确听到他们的程序运行是否有效和平稳，因为这响声要么以平稳的节奏响着，要么受阻而停止。没过多久，他们就用手指，而不是用笔在屏幕上写下另一程序。这是第一台触摸式的屏幕，是50年代早期多媒体的一次实验：光笔，手指描画，一个能发出声音的话筒，所有这些都跟计算机实时工作。好几个要素第一次可以交互工作。“旋风”也有了第一个键盘，与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工作，在计算机运行时，允许操作者编码并输入计算机。键盘也直接产生字母到阴极射线管屏幕上，一种最原始的字处理程序。

进入“旋风”房间需要最高机密的通行证。“旋风”在SAGE系统的中心，SAGE是70年代以前运行战略空军指挥系统（Strategic Air Command System）的计算机的缩写。当IBM在1953年被选为建造这套计算机的承包商时，它立即成为斯佩里·兰德公司的竞争者。这是IBM安装的第一台大计算机，这标志着UNIVAC统治的结束。IBM做这项工作付出了代价，有一部分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义务帮助政府的。但是仅掌握磁芯存储器的专门技术，IBM就划得来了。等到10年后IBM推出了IBM360系统时，IBM在大型交互式计算机方面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公司都更有经验。

50年代中期，当“旋风”／SAGE系统接近完成，开始制造机器时，麻省理工学院成了在计算机方面取得最杰出成就的地方。SAGE的交互性能依然保密，因为空军最不希望让苏联人知道它的能力。但消息很快泄露出去了，不久每个计算机公司都在以某种形式研究这种系统。但它们真正的创新是在程序方面，这是让这大机器工作的东西。最好和最聪明的各方面科学家们与初出茅庐的计算机科学家们聚集到数字计算实验室，这是“旋风”项目诞生的地方。这个混杂的组中有一个土生的加州人魏斯·克拉克，他在伯克利学院时在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手下学物理，是一个逃避原子弹时代的年轻人。在战后追逐核威力期间，他一直住在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华盛顿州南部原子能研究重要中心——译者注）。能源部的汉福德基地生产武器级的钚，而这不是克拉克一生的追求。他读到一篇介绍早期计算机的文章，其中提到“旋风”项目，克拉克决定学更多关于它们的东西。对这位孤独的年轻人来说，被困在华盛顿州东部的麦田里，受周围致命辐射的惊吓，坎布里奇的计算机听起来很有意思。他阅读了《科学美国人》上有关一台简单计算机——Edmund Berkeley’s Simon的文章，这是一台用磁延迟产生有限的二进制加法的计算器。文章激励了克拉克想建造他自己的机器的梦想，最终他于1951年到达坎布里奇，成为“旋风”的程序员。

“旋风”的所有部分都被他控制。对克拉克来说，这不亚于一次宗教经历。当他坐在机器前，控制整幢大楼的仪器，他感到一种力量，让他震惊。在汉福德他从没有这样的经历，在那里操作核反应堆控制器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可怕。

到50年代中，克拉克帮助“旋风”的一小组工程师检测一台他们用来运行磁芯存储试验的小测试计算机的故障。存储测试计算机很容易使用，可与很多新主意结合。大部分主意是肯·奥尔森的。在特征上，这机器与“旋风”相似，但比“旋风”小。处理器安装在很多块板上，每块板可以移动和摆布，主要部分装在仪器架上。奥尔森有关存储测试计算机的主意是把在一起工作的所有主要线路或线路组都安装在一个可以插拔的单元上，所有单元可以从组成计算机的主框架上插上或移开，每个模块有A4纸那么大，但要厚些。

花上几小时讨论计算机和想像如何发展后，克拉克和奥尔森发现了共同的基础。那时克拉克是“旋风”关键系统的设计师之一，而奥尔森是关键硬件的建造者。他们都不认为计算机很神奇，所以他们寻求一种制造更便宜计算机的办法，让更多人接触计算机。他们把目标定在用晶体管，而不是真空管上。

1953年，晶体管还不很可靠，并且价格在每片80美元左右，相当贵。克拉克解释：“我们向数字计算机实验室负责人福雷斯特提出这种机器的建议。我们认为晶体管的工作很有前景，我们可以用它们建计算机，它将采用大的存储器。肯·奥尔森想做一些严格的产品线路，我已想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主意作为这设计的基础，但我们被拒绝了。我们提议的机器太大了。相比而言，它的大小与整个SAGE系统差不多大，没人用晶体管建过这样的系统。他们将是最热和最快的东西。没人做过磁芯存储器的后续工作，存储测试计算机刚刚发展起来。我生了一会儿气，然后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基于少得多的晶体管的非常粗糙的设计。”

为了精确，他的设计极其简单。他们先前提交给福雷斯特的机器叫TX-1，考虑到这台机器是逻辑上的前辈，所以把它叫做TX-0。TX-1是当时提出过的最复杂的设计，而TX-0在所有方面都很简单。当它建成并运行时，克拉克突然来了灵感，他说：“我认为我们建造巨大而昂贵的计算机是完全错误的，将来要建小型计算机，即个人计算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

克拉克的远见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在SAGE系统中最高层次的程序员和设计者之一，也是世界上仅有的少数真正有建造小型计算机知识和技术的人之一。他已用TX-0证明了这是可能的。现在他在追求一种可交互的小型计算机。当时，“旋风”（已发展成SAGE系统）是世界上惟一一台人可以起作用的计算机。克拉克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目标，他认为计算机一定要建成个人的。

新的晶体管化的设计表明了这一点，肯·奥尔森设计了可以移动的逻辑模块，克拉克设计出逻辑和命令结构。虽然IBM已获得建造巨型SAGE机器的合同，但也关注着SAGE计算机的关键设计者紧接着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所以IBM开始计划用晶体管做它自己的机器。

到1956年，福雷斯特已厌倦了巨大的管理游戏，他已策划了“旋风”，管理和推动了电子工程的两项重大突破：交互式计算机和随机存取存储器。他已把“旋风”发展成“科德角”，然后发展成了SAGE，他已管理了存储测试计算机、TX-0计算机及其最新型号TX-2——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对他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他已38岁了，把时间花在和他的小孩们在一起对他来说比没完没了地在林肯实验室里更重要。

大约在这个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教务长告诉他，刚成立一所新的管理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他问福雷斯特是否愿意在学院当一名教授。福雷斯特答应下来，成为学院的创办人之一。后来他又继续推敲自己对于系统交互操作方法的设想，他将这一领域称为系统动力学。

肯·奥尔森也开拓了一个新方向。他是一个安静、爱思考而且很谦逊的人，即使在有钱、可以买更排场的东西之后，他依然长期开着一辆福特Pinto。他出生于康涅狄格的布里奇堡，父亲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和没什么名气的发明家，家教极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清教徒般的环境长大的。他信仰勤奋工作，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他创建的公司（数字设备公司）也以同样的方式运营，总是追求降低成本、简化产品和建造大型设备，而把市场的事情留给顾客，让他们确定公司的计算机到底适合做什么。

他接受了与魏斯·克拉克曾经争辩的小型计算机的想法，以及克拉克对TX系列已经做出并运行过的设计。奥尔森相信向科学家和工程师销售简单而强大的计算机是一个大的商业机遇，可以完全避开商业市场。但当他四处寻找投资银行和其他传统的贷款者的时候，却没一个人拿他当真。毕竟他是从海军直接就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又在“旋风计划”及后续项目上工作了10年。他的履历上从来没有从商的经历。

后来，奥尔森联系到波士顿的一家小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这家公司的经营者乔治·多里奥特曾经是一位准将，它是50年代后期愿意向电子工业投入风险资本的少数几家公司之一。在描述多里奥特的行为时，有人杜撰出“风险资本”这个公司，后来竟固定下来。多里奥特在哈佛商学院教授一门制造方面的热门课程，同时为150多家公司筹集资金。几年后，《福布斯》中的一篇故事这样形容他的行事。

多里奥特大部分时间花在与怀揣有前途的投资的人谈话上。他说他从1946年以来考虑过的项目不下5000个。朋友和喜欢批评的人都认为他有点儿像英明的法官，但他自己解释说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某个人带着一个从未尝试过的主意进来时，你判断的惟一依据只能是你与之打交道的人如何。”

最近多里奥特仍在哈佛商学院教书。他说，相比之下，他所寻找的正是他多年来试图教导学生的那种性格：“才能、洞察力、勇气、自我心智诚实，以及对事业的全身心奉献。”您若大声问这些东西是否可以后天教育，多里奥特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至少，他的一系列投资成功证明了所言非虚。

奥尔森和他的新公司（他称之为数字设备公司DEC）结果成了多里奥特有史以来最盈利的交易。作为7万美元投资的交换，ARD得到公司股票的80%，其余的留给奥尔森和合伙人哈兰·安德森。10年后，这些股票价值4亿美元。1958年，DEC开始运营。最初的想法是生产基于“旋风”的小型交互式计算机，当然规模小得多。ARD的投资者认为这个想法不好——对于这样一个小公司来说与IBM竞争似乎是蛮干策略。所以DEC一开始不是建造小型计算机与IBM和RCA竞争，而是制造标准尺寸的印刷电路板。

这些模块用来测试大型计算机上的存储核心——正是奥尔森用存储测试计算机对“旋风”所做过的事。这件事的时机抓得极好。算出模块的价格后，它们便能够代替一些使用晶体管的电路元件，它们的价格刚刚开始下跌。核心存储器业务突然兴旺起来，对小型测试设备的需求扩大了，因为它们能探查核心存储器的内部，从而标识出好的和坏的存储单元。DEC的收入不久便超过他们的预测，几乎眨眼间公司便盈利了。有了信心后，他们向ARD董事会提议要求支持他们最先想从事的业务：小型计算机。1959年时，他们开始研究叫做PDP-1的计算机。

PDP计算机背后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起价定为12万美元左右，DEC应该能卖出适合工程师和科学家用的成熟计算机。它能力虽然稍逊于大型机，可价格却比最便宜的IBM大型机还便宜90万美元。更好的是因为目标用户都是些老手了，他们喜欢自己编程序，所以售后支持成本大为降低。机器的设计受到魏斯·克拉克工作的很大影响。它有一个阴极射线屏幕，与“旋风”上的非常相似，另外还有一个键盘。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在DEC计算机上，一个用户具有完全的控制权，他可以交互地询问计算机、改变程序，然后观察结果。

然而魏斯·克拉克继续研究自己的伟大设想。他已经设计了两种晶体管计算机。一旦他认识到可以按这种方式建造极为廉价的计算机，他便开始构想一种新的概念，而置所有计算机专家的意见和态度于不顾。这一概念对斯佩里·兰德公司和IBM这样的大公司来说，简直是异端邪说。甚至与DEC这样生产比较便宜的计算机希望获得丰厚利润的小公司也截然相反。克拉克打算制造小而廉价的“工具”计算机。

1963年，在得到国家卫生署的批准后，他为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建造了一系列计算机，名字叫LINC（实验仪器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必须由科学家亲自组装——这正是克拉克设想的一部分。他确信，通过组装并真正理解计算机，用户将会从中得到更大的价值。但这个计划太超前于时代，没有多少人响应，所以到60年代末，克拉克又回头搞起学术来。

相比之下，DEC的机器改变了计算机业的面貌。对于必须跟踪数以百万计的客户和帐单的公司来说，大型计算机仍然是首选，但DEC推出的小而灵活的计算机却像野火蔓延一般在学术团体和工程师中间大受欢迎。到1962年末，DEC记录的收入为650万美元，利润为80.7万美元。

但DEC并没有稳操胜券。当轮到DEC自己建造全新的机器时，事情就难了。PDP-4在市场上失败，下一个设计是另一种大计算机，同样是一场灾难。然而，第三次尝试终于成功了。PDP-8是一个基于晶体管的小型计算机，其价位定得极低，只有18000美元，这一型号计算机是公司的转折点。通过将许多功能塞进一个廉价的盒子里，DEC改变了计算的均衡。提供科学仪器和排版设备的公司现在有能力把DEC的计算机合并到自己的系统中，然后再转售给顾客。DEC的销售额一年内就上升了50%，从1965年的1500万升到1966年的2300万。从1965年到1967年，利润增长了6倍，达到450万美元。

DEC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1967年，公司公布的收入为3900万美元。当时公司的拳头产品是PDP-8，还专门造了个新词来形容它：微机。公司的成功也招来一大批竞争者，他们都想发展市场。最重要的新公司叫做数据通用公司，是由三个在DEC不得志的工程师组建的。

奥尔森属于那种不太容易相处的人。这个粗暴的受过海军训练的工程师长期以来很少干涉手下，他用一种他称为矩阵管理法的方式管理，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步伐工作。这涉及到职能性任务与产品线责任之间的分离。他的想法是：公司内的职能部门——财务、营销、生产和销售——要有效地与产品线经理们订约，为他们的各个产品提供服务。这种做法在公司内部造成了斤斤计较的错觉，错就错在事实上奥尔森是一个传统的管家婆，一心要参与公司的每一项决定。

这样就得罪了许多最好的工程师，特别是创建了PDP-8的埃德温·德·卡斯特罗。当该机器获得巨大成功后，德·卡斯特罗成了宝贝。但他在PDP-8走红的时候与奥尔森发生了争论。当时，公司总裁希望使用一种新型电路，把多个元件组合在一个陶瓷盘上，而德·卡斯特罗认为它们无法工作。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并且幸亏他做了两手准备，最终他设法解决了这个由于奥尔森的固执己见造成的问题，并且按时把计算机交货。但奥尔森对此事一直不高兴。

德·卡斯特罗的下一个项目——PDP-X——采取了与精简的PDP-8相反的策略。新项目的野心极大，它的结构范围要求DEC淘汰大多数现有的计算机，转换到一套全新的计算机系列上。这一做法曾经对IBM有效，但对DEC却不合适。他的计划是将PDP升级到16位计算机（计算机中内部数据通道大小的一种量度），并且建构的线路能够使客户最终可以在同样的底板上升级到32位计算机。这将既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投资回报，同时又在未来建立起对DEC持续不断的依赖关系。这些思想至少超前了市场10年，最终为DEC采纳已经是70年代的事了，用在VAX系列上。但在1967年这一项目被认为是过于前卫，所以被拒绝了。

德·卡斯特罗极为不满。结果，他选择了自己开办公司，这样他就可以生产较简单、较便宜的微型计算机提供给中间市场，DEC在此顾客很少。虽然DEC当时拥有微型计算机业务的85%，可它所有的机器要么是价格每台10万美元以上，要么就是价格在2万美元左右精简的PDP-8，中间档次的产品很少。所以德·卡斯特罗确信自己能够超过PDP-8一点儿，只要保留一些功能用于高级机器就依然可以盈利。他的新公司——数据通用公司开始建造成本更低的微型计算机，称做Nova，而结果也确实大获成功。1969年，这种计算机上市的第一年，新公司就卖出200多台。在第二个财政年度，公司公布收入700万美元，利润53.6万美元。

到1970年时，微型计算机业务已从5年前DEC孤军奋战时记录的2500万美元增加到2.5亿。DEC依旧拥有大约一半的市场，其销售额为1.35亿美元。但是现在竞争者已经很多了，这些公司包括Varian和惠普公司、霍尼韦尔公司，甚至还有IBM，它随后也推出了一款微型计算机。

与此同时，计算领域另一种趋势正悄然出现。从1960年左右开始，在发展分时概念方面投入了大量努力，因此许多终端用户共享一台大型计算机的能力。分时最开始是由通用电器公司几年前发明的，后来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计算机科学家对它加以扩充。实际上，他们就是把大型机的处理能力分成很多段，然后分配给多个终端用户。这使得服务中心的概念流行起来，即公司买下一台大型机，然后把它上面的“时间”卖给只在一天的某一部分需要它的顾客。用这种方式，小公司也可能得到昂贵的机时了。

结果，计算机租赁业务在IBM的价格保护伞下一时兴旺起来。它大约是在IBM 1956年在司法部的承诺判决上签字后开始的，该判决强迫IBM让其设备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并且把硬件的销售与服务和支持分开。这使竞争者能够用现金折扣购买大型计算机，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再租给顾客。这一方法在资产负债表上显得尤其出色，因为大部分租赁公司对它们的计算机贬值都比IBM的时间期限长。例如，Randolph计算机公司1968年时是一支灸手可热的股，其公布收入为1870万美元，每股盈利1.55美元。另外，它还拥有租给客户的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IBM计算机。它在10年的期限一直按照线性衰减降低这些计算机的资产帐面值，每年才大约500万美元。如果强迫Randolph采用IBM自己的4年预定贬值期的话，它帐面上就将遭受400万美元以上的损失。

这些公司成了战后岁月股市一长串宠儿中的新贵，受青睐的股票包括经营铀、保龄球和小电子等的公司。最热门的股市价与盈利的比率简直是天文数字。例如，数据处理财务总公司（Data Processig Financial and General）价格—盈利比达59；Leasco公司为72。五家最大的租赁公司的股票一共卖出7.368亿美元的市场资本，相当于帐面价值的5倍、盈利的44倍和总销售额的8倍。市场的疯狂促使《福布斯》196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当时的做法提出疑义。

盈利毕竟是产生当今股市行为的根源，而行为又是这些公司所得到的。目前，数据处理财务总公司市场总价值达1.81亿美元。相比之下，博士伦这家已有约115年历史、还有双份DPF&G利润的科学仪器公司，却只卖1.5亿美元。这些高股票价格比租赁公司的大股东们原来设想的还要有用。他们可以轻易出售可兑换债券，以便吸引资金来购买更多的计算机。计算机反过来又产生更多利润……到目前为止，参与其事的人人都能发财。可一旦曲终人散后倩况又如何呢？

繁荣景象几年后终结了，它是70年代中期的衰退引起的，当时IBM削减价格以降低他们运营所依仗的保护伞。分时系统在六七十年代是那么热门，现在突然变得可有可无了，因为微型计算机的价格翻着跟头往下跌。到70年代初，只要花3500美元就能买到一台精简的微型计算机。在此价格下，加上受到电子学上的进步和激烈竞争的驱使，希望使用小型计算机的工程师们大多能够买得起了。

当时，DEC也犯了错误，它低估了竞争者的爆炸性增长，放弃了集成电路、基于晶体管的存储器以及后来微处理器的开发。公司继续出售带有核心内存的PDP计算机，直至70年代结束，这时IBM早已放弃它了。DEC变得自满，认为自己用第一台廉价计算机创建的市场并没有多大改变。

但变化是确凿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计算本身的性质。DEC成立时，只有工程师和其他专家愿意用计算机，所以向他们出售强大却难用的机器是一项好的商业策略。这些客户有能力解决如何使机器运转，解读神秘的命令，并且钻研硬件的内脏从而让一切工作起来。但是十年后，更广大的观众因为商业和工业的缘故接触到计算机，在科学和工程实践中也经常要用计算机。一小部分人甚至开始探究必须进行怎样的改变才能将计算能力带到主流社会。

推动计算机发展的是一批由DARPA的IPTO小组资助的实验项目，其中许多项目原本打算建立联网系统——这些模块化计算机项目的目标是设计出能够“飞快地结合”在一起的机器和想通过计算机增加入类智能的程序。该项目来自斯坦福研究院，一个位于大学附近的智囊中心。它使用的一些先进的微机设备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家很小的新公司，伯克利计算机系统公司（Berkeley Computer Systems）生产的。管理项目的是一个头脑清晰的人，对计算机的明天有独特的洞察力。他的名字叫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

恩格尔巴特是在俄勒冈长大的，1948年来到旧金山湾地区，在属于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下的航空研究室工作。该部门即后来的NASA（国家航空和宇航局）。50年代初，他成了伯克利的一名电气工程学研究生，研究通用数字计算机。因此，他接触了范内华·布什的一些思想，特别是使用缩微胶卷集合国会图书馆的大量信息的方式。恩格尔巴特因此想到按照多维而不仅仅是层次来管理信息。从他1953年开始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想法起，对他的项目的资助一直时断时续，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他的想法很荒诞。这些设想中包括计划约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然后让它按照个人的要求工作而不是让它牵着人的鼻子走。他还计划采用新的方式预订、管理和查看信息；创建各个单元之间的链接；以及把复杂性隐藏起来。他称之为人机界面。

有好几年，恩格尔巴特的资金问题一直在一个国防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之间踢皮球。有人叫他疯子，所以他不得不努力让别人理解他，让他的提议有个说法。最终他在加州旧金山南40英里处的门罗帕克找到了家。在那里，斯坦福研究院（SRI）从母校脱离后，已经成为国防部一个主要的智囊中心。为了帮助将军们和国家、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们了解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微观世界内在的可能性，军方需要有反常规思想的思考者。还有比西岸更好的地方吗？

从此，在SRI校园深处那蛛网般的建筑群中间，恩格尔巴特把设备和才干集中起来，然后编写、重写并笼络其他人来重写能使他的人机界面工作的程序代码。

1968年12月8日，他终于站在数百位同僚的面前，准备向他们展示一直在研究的东西。他确信他们最终会理解他的想法是多么重要。到目前为止，所有计算机都基于程序，即几行代码和神秘的命令。除了最早的“旋风计划”时，少数社会科学家曾尝试帮助让系统更易于人类操作者使用外，这么长时间极少有人再考虑人机界面的问题。

在恩格尔巴特演讲后，美国生活中两股显著的潮流汇聚到一个完美地适合它的环境里。旧金山是“花的力量”（意即爱的力量，是常戴花象征爱的一种嬉皮士“花孩”的口号。——译者注）的中心。而海湾地区因为集中了伯克利和斯坦福的学术以及洛克希德和费尔柴尔德的电子（后来将被称为硅谷），所以也是数字革命的心脏，它正在向美国经济大量输送金钱。

当年12月8日，计算行业的同人们在旧金山的布鲁克斯大楼召开了计算机机械协会冬季会议（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Machinery Winter Conference）。与会者代表了由美国人领导的新工程学科——电气工程学中的顶尖人物。而处于这一学科前沿的就是计算。美国的力量集中在了计算上，而这些人就是掌握钥匙的人。

布鲁克斯大楼的大礼堂看起来更像十九世纪伦敦古老的外科手术示教室，而不是一个会议中心。在礼堂中央是一块场地，周围是成排的高椅子。这里一度是当地职业篮球队的主场，它对于一个大型会议来说太小了，但挺适合研讨会的。沿着地板摆着一排排的折叠椅。讲坛在屋子前部伸出来，靠边上是演讲用的小台架，它的前面放着架高的幻灯机。这些东西的后面是一个大电影屏幕。

那天早晨，按钮按下后，知识分子们络绎入座，他们将面对计算机研讨会中不相称的一幕。几台摄像机已经安放在前面的三脚架上，正对准放在下面靠银幕右边的一张古怪的桌子。讲台上，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来回奔忙，安排他的演讲中最后的一些道具。他颇有贵族风度，身材修长，衣饰整洁，是一个话语不多的人。他头戴一套送受话器，外加耳机和麦克风——一种通扩音器的小管子。当他坐进桌子后面的椅子里时，一个技术人员为他接通PA系统，然后他把一张旋转桌拉到面前。这些设备有点像带电视托架的躺椅。

在架子的左边是一台奇怪的设备，它有五个键，每个形状都像压舌板并分别用铰链连着。一根电线从中引到桌面中央一台打字机形状的键盘上。右边是一小块木头，也用电线连接到中央键盘上。这个巴掌大小的长方体顶部有三个圆形按钮伸出来，活像龙虾的眼睛。这块“看东西的眼睛”（原文seeing-eye还有一个意思是“给瞎子带路的狗”。——译者注）靠轮子移动。

思格尔巴特一站到新发明的后面，他上方的银幕就亮起来，出现一幅计算机监视器的图像。它看上去与观众当时看过的许多计算机监视器一样：上面也是一行打字机形式的字母从左向右走，填满左上象限。它是黑白的——实际上是浅灰色和深灰色，因为电视投影设备不够清晰。毕竟这才是1968年。

光线暗下来，聚光灯照在演说者身上。他的声音安详而松弛，近乎耳语。听众尽力把身子往前探。“我的名字叫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他开始说了，“我要讲的研究计划一直在斯坦福研究院迸行着。虽然你们看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实际我的背后有一批人员正在工作着，不仅这里的后台有，在门罗帕克也有，你们即将看到的所有计算实际上正在那里进行着。”

这番开场白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其实恩格尔巴特远离他的计算机有40英里之遥。他要做什么呢？他们即将目睹远程计算的第一次公开演示。恩格尔巴特继续道：“我希望你们与我一起先幻想片刻，以便分享我即将向你们介绍的体验。假设在你们的办公室里，给您一台计算机显示器，您整天都可以使用它，它对您的响应丝毫没有延迟，而且只对您一个人做出响应，那么您能够从中得到多大的价值呢？”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思想。计算机是庞大的机器，不可能出现在办公室里。甚至很少有雇员靠近过计算机。大多数人是把卡片交给值班员，然后值班员就带着这些卡片不见了，整夜执行他们的任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一天之内返回结果。当然，有些微型计算机可以把计算带到工作组或实验室层次上，但是这些机器也要价值数万美元，而且它们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编程序和维持其运转。没有人在办公室里有自己的计算机。

听众开始窃窃私语了。恩格尔巴特的话击中了要害：正是计算机的隐私性才是吸引与会者的真正原因——他们从五十年代、还是少年时起就盼望哪一年圣诞树下出现电器元件和焊接工具箱就好了。他们这里曾经是二进制数学、维恩图（Venn Diagram）和基2数学的中心，这些都曾在六十年代风靡全美国的教育界。让机器完全按照人们希望的那样去做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迷住了坐在这个从前的篮球场的上千名技术人员并使他们激动不已。当恩格尔巴特讲到计算机响应的隐私性时，他们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恩格尔巴特牢牢地吸引了听众。他继续道：“这基本上描述了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在SRI我们称之为‘增强人类智能研究计划’。我们正在尝试用机器，用计算机增强人的智能。我们将向你们展示，而不是仅仅告诉你们这一切。可以指望它会一切正常的，不过如果我们在展示过程中遇到一点麻烦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同样的终端。我们那有12台这种终端。实际上我们研究的东西叫做‘人机界面’——即如果您有一台可以全权控制的计算机的话，怎样才能安排和管理信息；以及这样做可能需要的工具……”

这绝对是新颖而有趣的事情。在场的每个人都对实现计算机的人性化，创建巨型大脑、人工智能的想法着迷了。如果机器能够做包括会计、订单登记、生成通信名单以及排版等活动，那么，让机器更具有人性、而不是让人更像机器会那么牵强附会吗？

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正在展示有“思想”的机器最早的模糊概念。这是第一次有人考虑设备的能力并把它们提到人类的高度。从巨兽般的大型机演化出的这种计算机，有可能变成个人化、亲密和迅速响应人的东西。

这一思想基本上是美国式的，就像世纪初汽车的大批量生产一样，它切合美国人对个人主义、不必依赖铁路时刻表或者轨道的位置到处开车的能力的需要。这种思想击中了美国精神的精髓。当恩格尔巴特展示出对有关人机界面如何构架的想法时，无疑他飞翔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恩格尔巴特继续说道：“我们一直在重新定义使用信息的可能方式。比如，这里有一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文件，它是我夫人制订的购物清单。”在他头上方的银幕上，一份细目表显示着：苹果、香蕉、胡萝卜、莴苣、面包、豌豆汤、西红柿汤、手纸、阿司匹林、面条、筷子、牛奶等等。“我们一直在研究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视图，”他解释道，“即您希望如何查看信息的方式。比如，我另外已经按买这些物品所在的商店来组织这份清单。”随着他在那个五键的台子上敲敲打打一阵，这份清单被按照商店的名称重新排列：食品杂货、修鞋店、五金、艺术品、药等等。

恩格尔巴特还没结束。他说道：“现在，我既可以扩展也可以压缩我的清单。”另一组命令使一系列项目显示在每个商店下。恩格尔巴特解释说：“比如我想按照观察者的需要展示尽可能多或者尽可能少的细节，并且要立即做到。你们将注意到在我展示命令时，会出现一系列代码然后又消失。出现这些东西只是因为我想你们作为听众可能会觉得它们很有趣。对于朴素的用户它们完全可以隐藏起来。”说完这些，他把一个小指针滑过屏幕，它是由他右手里的木块产生的。

“当信息与计算机联系起来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一个视图跳到另一个视图的能力，从而探究事实与设想之间的新关系。”恩格尔巴特补充道。随着在台子上又一阵轻敲，屏幕被重新绘制成一张粗糙的地图，上面排列着一些商店的名字，还有一根线把它们连起来。他说，“我脑子有点走神，所以我们编了一张路线图，以便指示我怎样找到家门。在每个位置下面是一份我需要买或注意的物品清单。例如，让我们看看图书馆这一项。”又敲击了几下后，在“图书馆”词条下的地图上显示出一张物品清单。

观众看得入了迷。恩格尔巴特不仅仅展示了带有嵌入信息的可压缩的视图，实际上他把信息的图形化表示——地图——与嵌入的信息联系起来了。他还没有结束。“如果我突然渴望要新鲜水果——比如说一根剥了皮的香蕉怎么办呢。我能把它添加到我的购物单里吗？”

一会儿，物品清单扩大了，一根剥了皮的香蕉被插进来。然后他说：“我想我希望清单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屏幕一闪，列表再次出现时，已经按字母顺序排列了。

大厅里静悄悄的。太多了，简直记不住——又是视图，又是链接，又是地图。对于这些日常世界充满了穿孔卡片的工程师、程序员和设计师来说，坐在控制台的前面实时操纵数据这一想法几乎无法想像。它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那里，用户即操纵机器的人控制着一切。它与大型机的操作概念完全相背，在那里，机器以及使用机器的人都以近乎仪式主义的语言工作。

从本质上说，恩格尔巴特展现了计算世界的另一种景象。他表达的概念在精神上是人类的，而在一切方面都实现了计算机化。这些思想不亚于一场革命，完全像1968年大街上的抗议者一样向现状发起攻击。

但恩格尔巴特知道自己尚未完全说服听众，所以他继续鼓动：“为了能够使视图的变更和跳跃生效，我们必须改变在屏幕上操作的方式。对在座诸位来说，输入一行代码命令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全世界的普通人，那些我们希望领进计算世界的成千上万的人，是一定不会赞成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提出了极为不同的东西。你们会看到，随着我移动（这块木头）到这里，屏幕上也有一个指针或小虫子跟着移动。我们希望可以不用任何字母或箭头就走遍屏幕。这台设备是我们能够想出的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开始叫它‘鼠标’，我们觉得它真的不可或缺。”

他一边在屏幕上来回移动指针，一边解释道：“如果我把指针放在这行文字上的这儿，然后命令系统复制这行文字……将出现一模一样的另一行。”屋子里的嗡嗡声越来越大。他接着说：“我可以选定一块文字……然后复制它。”一份拷贝出现了，完全一样。没有使用传统的键盘就完成了这一切，指针定住了，五键台上发出美妙的乐声。

一些观众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走到礼堂的前面，爬上讲台，盯着恩格尔巴特的控制台，想看看到底他在用桌子上的仪器做什么。

“不过，正如我在演讲开始时说的，”恩格尔巴特接着道，“靠我后面的一大帮伙计才实现的这些。计算机在门罗帕克，而我通过电话线连到那台机器。我在这边移动事物，信号被传送到那边我正在操作的监视器上，有一个电视摄像头对准它。你们在我上方看到的实际上是那台监视器的屏幕，在门罗帕克。我的一个同事正坐在另一台终端前。我们能在窗口里调出比尔吗？”短暂的停顿。屏幕上充满几行看起来像电传打字机字母一样的复制字体。然后，突然在监视器图象的左上象限出现了另一幅图象。一个穿着传统工程师服的男子——白衬衫，不打领带——坐在另一台监视器旁。

“这是比尔·英吉利，”恩格尔巴特介绍，“他是帮我把这些拼拢起来的主要人物。这显然像一幅电视直播图象，但我们设想你们（将能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数据视图，或者甚至来自执行不同操作指令的数据，而每一个都可以处于自己的空间里：我们称之为视窗。”

这是绝大多数听众第一次看见屏幕上的“窗口”。到这时，观众已被彻底征服了。当然，曾经有过原始的在屏绘图程序，但它们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这是一系列思想的集合，它们在一起像一个智能整体一样运转。一切都合情合理，而且它是那么有人性，在机器与用户之间不存在任何鸿沟。它彻底地让人无可挑剔。

“既然我已经让你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恩格尔巴特说，“我们最终能够证明此项目的目的何在。我们的努力一直集中在增加入类的智能，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更好地合作。所以说，我们建立的是一种方式，它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终端共同研究同一个问题。”最开始他把计算机描述成个人工具，并展示了它们可以怎样亲密地响应用户。接下来他又演示了指针和键台以及鼠标，把屏幕上的移动变得非常轻松。然后他在屏幕上打开不同数据和图片的窗口。现在他又谈论起连接终端，让相隔数英里的人们实时地合作。而且他们真的这样做了。有几分钟，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和比尔·英吉利在屏幕上互相追逐，一个人追着另一个人的指针。一个人写几个字，另一个人完成句子。观众发出轻轻的赞叹，然后一阵沉寂。

最后，缓缓的，从洞穴似的大厅各个角落传出热烈的掌声——如春雷骤至。

火花已经点燃了。现在轮到技术自己必须迎头赶上，还必须有人盘算出怎样把这一切变成一种生意。